随着南京、广州等地开始取消公交车月票之后，近日，北京市关于取消公交月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月票”是否就此告别北京的公交舞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公交月票的取消关联到公交公司、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因此，需要相关部门谨慎为之，而取消公交月票随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应当有所考量。

　　表面上看，公交月票的取消是一种形式上乘车凭证的取消，而这种取消也是出于不断便捷的技术，如“一卡通”或城市联卡乘车的需要。从公交系统科学化和智能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必然的趋势和选择。然而，问题似乎远非如此简单。公交月票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一种公共福利的体现，每个人每月只要付少量的钱即可任意乘坐。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月票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福利分配制度，其追求的核心价值也是社会公正，即保证部分处于弱势的公众。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许多公交公司开始实现了民营化和市场化，这就要求我们对这种传统的福利分配制度进行重新的审视。

　　一方面，在传统的福利分配制度方式之下，月票也被作为一种个人依附于企业的福利方式而存在。而由于存在着户籍制度的限制，这就导致月票这种制度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一部分人享有的“特权”。而这种本身即存在偏好的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其享有者又仅是其中一小部分群体，主要集中为普通市民和工薪阶层。这就意味着，如果取消公交月票将会为这些人群带来冲击和影响。而另一方面，在这种计划经济时代追求社会公正的制度之下，潜在的问题就是政府每年要为公交、地铁等城市交通事业，提供很多财政补贴，用于弥补公交公司亏损。由此，在这种模式之下，公交公司对政府形成了很大程度上的依赖，其服务质量往往很难提高。而与此同时，也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由此看来，取消公交月票这种形式并不要紧，关键的在于实施新的政策如何体现公民的福利，而取消公交月票后，相应措施又应如何予以配套和完善。

　　首先，取消公交月票之后，政府仍应当给予公共交通以一定的补贴。因为，从公共交通的性质来看，其本身就是一项关乎人民福祉和多数人利益的公益事业，从政府的职能上来看，其仍应提供一部分补贴。实际上，从其他国家公交运行制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例如，在墨西哥，公共交通系统实行低票价制，运营成本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贴，以吸引更多的市民乘坐。而在美国，不管公交企业亏损如何，政府都须依据法规给予其优厚的政策补贴。有数据为证，美国公共交通的资金来源37%是客票收入，5%由联邦政府补贴，21%由州政府补贴，34%由市政府补贴。可见，对于公路交通事业来说，不能仅以盈利为目标，而更应考量社会公平和公正。当然，对于这种补贴制度，政府应当借助一定的监督和规制手段予以控制，避免公交公司的挪用补贴行为。

　　其次，由于取消公交月票主要关涉到的是普通市民，尤其是低收入市民的利益，由此，要求政府对这些低收入群体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尤其是在北京这样大城市，一旦取消公交月票，将大大增加这些人群的交通成本。由此，可借鉴广州市的做法。即为了保障低保家庭的经济压力不会因此而加大，广州市民政部门已开始着手对广州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重新调研和调整，困难（低保）家庭的公共交通补贴将纳入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统筹考虑，为此将出台新的方案。而在取消公交月票的和后续的方案出台中，都应设计一定的参与程序，如听证制度等，允许各个阶层的利益代表参与并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此制定的相关政策和决定才更能让公民接受。尤其是在确定公交车票价的过程中，更要吸纳各方面的意见。

　　本文发表于《青年时报》2004年11月17日，这里刊载的是未经删节的发表前的电子版。

　　胡敏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