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3 年违警罚法汲取了自清末违警罚章程而来的经验教训，同时亦注重采纳近代法学、警察学的先进成果和和东西各国的立法成例，堪称中国近代违警罚法的典范，但在诸多方面仍存在有悖法理精神与警政原理的内容；该法尽管因落伍于时代被正式废止，但其反映法学与警察学规律的内容足资在修订相关法规时借鉴。

　　关键词：警察权；违警罚；法治

　　一、违警罚法之含义及在我国之沿革

　　“ 违警”系指妨害公共安宁秩序、善良风俗等违反警务上作为或不作为义务的行为。“违警罚”（警察罚之通称） 即是警察机关为达成警察目的，运用警察权，对于违警人所给予的制裁。违警罚法，通俗地说，即规定违警行为与违警罚则的法规。依近代大陆派警政理论，警政为内务行政[1] 的一部分，故违警罚为行政罚，而违警罚法则属行政法规。

　　但违警人遭致违警罚，既可能因触犯冠以“ 违警罚法”名称的法规，也可以因违反其他警察法规，所以“违警罚法”有广义、狭义两个层面。广义上，凡是确定民众作为或不作为义务及其罚则的警察法规都可称其为“ 违警罚法”；狭义上，违警罚法仅指冠以“ 违警罚法”名称的警察法律。为论述的方便与明确，本文仅从狭义上使用“ 违警罚法”的名称。

　　违警罚法源于欧洲大陆的法、德等国。这些国家非但有较为成熟发达的警察制度，而且较早地对“违警”行为进行界定。法国1810 年刑法典将犯罪分为三个类型：重罪（Crime） 、轻罪（Delit） 和违警罪（Contravention） .德国统一前之各邦刑法典及统一后之1871 年刑法典也有类似法国的区分。[2] 而后，日本明治政府先后以法、德等国为鉴，全面引进近代政治、法律及警察制度，其1880 年刑法（一般被称为旧刑法，以与1908 年之新刑法相别） 依法国刑法立法例，将“法律上可罚之犯罪分为重罪、轻罪及违警罪，并在其第四编第425 -429 条，分别规定了71 种违警行为及要件。依该法第9 条，违警罪之主刑为拘留、科料。

　　中国近代违警罚法溯源于清末，而清末建警主要模仿日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 ，清廷参照日本旧刑法第四编违警罪体例，颁布《大清违警罪章程》，开近代中国违警罚法之始。但此时警察制度刚刚引进，当局对警察职权及任务尚不十分明确，因而《违警罪章程》极为概括简陋，仅5 条，共26 款违警行为，显然不能适应社会需要。而其时中国正待扩充警政，清廷深感“尤非订立专律，不足以昭郑重”，于是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违警律》的出台。该律共十章45 条，除第一章总例与第十章附条外，对八类违警行为（罪） 做了界定。

　　《违警律》公布后，施行数载，因社会变迁，人情复杂，缺陷渐生，各省适用多感不便。后政治鼎革，满清覆亡，民国建立，条文用语亦多有不适之处。于是北洋政府内务部通令各省警察厅就《违警律》签注意见，经会同法制局修订，提交参政院决议，改称《违警罚法》，于1915 年11 月公布施行。[3] 该违警罚法全文计九章53 条，与前清《违警律》比较，除第一章总纲条目有所扩充外，还对违警行为重新合并、归类。该法施行后，沿用颇久。一则因《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1912 年3 月公布） 实施已久，未经修改；二则国内政治复杂，斗争激烈，致违警罚法未能及时修订。

　　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后，于1928 年颁布《中华民国刑法》（学界一般称之为旧刑法），条文内容较《暂行新刑律》大为充实。内政部认为违警罚法与刑法关系紧密，刑法既多增修，违警罚法难免抵触，且有些内容“有违中国国民党党义”，遂对之进行修订，经法制局及司法部初审，并经中央政治会议核定，于同年公布施行，名称仍为“违警罚法”，体例与条文数量与1915 年违警罚法相同，计九章53 条。[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