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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行政诉讼逐步与民事诉讼相分离。1982年以后，法院开始了审判行政案件的司法实践，最初采取的是民行不分的审判模式，由法院的经济审判庭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但在理论上已开始研究并强调行政案件的特殊性。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认为治安行政案件不同于经济行政案件，不能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观点占了上风，为此，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为审理此类案件规定了特别程序，并指导各级法院普遍设立专事审理行政案件的行政审判庭。我国行政审判的基本架构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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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全面构建了政府法制工作体系。县以上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普遍设立了专门从事政府法制工作的机构或专门人员，为依法行政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

　　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行政法在这个阶段获得转折性发展，学术界尽管承认行政法具有工具性的作用，但其本质是控制和约束国家行政权力。这一时期行政法的成就突出表现为行政诉讼及其配套制度的快速发展。早在1982年我国就通过当时试行的《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了“民告官”的制度，但其适用的条件严格，范围有限。公民能否起诉政府机关依赖于具体单行法律的规定，对行政行为没有一般的、普遍的诉权。实际上，当时法律允许起诉的行政案件均为经济行政案件，对于非经济性行政案件，如治安以及其他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对社会实施管理的行为，均不得起诉。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该法突破了行政案件仅限于经济行政事务的状态，将公民的诉权扩展至治安行政案件，是促成行政诉讼普遍化、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分离以及制定一部独立的《行政诉讼法》的重要因素。1989年制定并与1990年施行的《行政诉讼法》是我国行政法演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里程碑。它的直接意义是建立了普遍、独立的行政诉讼制度，深远的意义是使行政法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在此之前，虽然已经产生和确立了政府也应当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遵守法律的一般理念和原则，但基本上没有令国家行政机关守法的机制以及需要行政机关遵守的具体法律规则，其后果是行政法主要针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行政诉讼制度的普遍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行政法单向约束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状况，强化了的“民告官”机制，不仅使政府守法从理论变成现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拉动了以行政机关为对象、以约束行政行为为目标的行政法规则的快速发展。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带动下，行政复议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先后发展起来，有关行政机关需要遵守的实体法律规则不断增多和完善。由于行政法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重点是建立以诉讼为基本支点控权机制，有关行政机关的实体性法律规则不断增多，法院主要通过实体性规则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因而可把这一时期形象地称为行政法的“实体控权阶段”。

　　在“实体控权阶段”，行政法实体控权的加强集中表现在行政主体、行政手段和行政责任三个方面。在主体方面，从事宏观调控的行政主体增多，而从事微观管理的行政主体大幅减少；具有司法性质的行政职能日益与行政执法职能相分离，行政司法机构在组织上日趋专门化；以及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行政主体有所发展，行政主体多样化。在行政手段方面，非权力性执法手段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调解等受到重视。在行政责任方面，以《国家赔偿法》和公务员纪律处分机制为核心，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政府行政法律责任体系。

　　这一时期我国行政法的另一个重要发展乃是行政法法源体系的基本确立。在我国行政法早期发展的过程，有关行政法法源体系的范围一直有争论，有学者认为行政法法源体系的下限只能到行政法规，也有人认为一切有关行政的规则都是行政法的法源，较多的人认为行政法的法源体系的下限应设在规章这个层次上。在前两种观点的角力下，《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章的行政法地位，而是规定规章在行政审判中具有“参照”适用的效力。立法机关对“参照”的解释是：规章合法的，法院应据以判案；规章违法的，法院则适用规章的上位法，实际上肯定了规章的法源地位，而否定了效力等级在规章之下的其他行政规则的行政法地位。与第一个阶段不同的是，这一时期行政法发展的基础已不是对“文革”破坏民主法制的反思，而是国家与社会分离达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多元利益及其自我保护与发展的合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