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 2条、第5条、第11条和第12 条从不同角度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以及其他的司法解释中，也对受案范围的有关问题作了解释。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对于行政机关的哪些行为可诉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行政诉讼的受案标准是为解决行政机关行为的可诉性问题而提出的，不是泛指提起行政诉讼要具备的一切条件。本文试就研究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的必要性、行政诉讼受案的若干基本标准以及确立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的途径等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研究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的必要性

　　行政诉讼受案标准是实践提出的课题。虽然《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已有规定，但在具体判定提起诉讼的行为是否可诉时，法官们有时感到无标准可依。其结果是许多本应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的纠纷被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在行政诉讼受案方面给法官带来困扰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1.《行政诉讼法》自身存在缺陷。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奉行成文法原则，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因此，法律条文对司法实践有很大的限制。法律规定得完备，自然运作起来就不会有太多的阻碍。但遗憾的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仅原则，而且存在疏漏。第一，《行政诉讼法》对涉及受案范围的重要的法律术语没有任何界定。如具体行政行为、许可证、国防行为、国家行为等。《行政诉讼法》多次使用了“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但具体行政行为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明确。第二，《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条款不够严谨。如《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款规定不得就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 任免等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在这里不能起诉的是所有的内部管理行为，还是内部管理行为的一部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有争议。〔1〕第三， 《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方式不够周全。《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既作了肯定规定：即哪些具体行政行为可诉；又作了否定规定：即哪些行为不能诉。那么处于肯定和否定之外的行为，如行政裁决行为、技术鉴定行为等能否进入行政诉讼就成了盲区。

　　2.司法解释存在诸多不足。《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不周延本希望通过诉讼实践，由司法解释来弥补。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前进多少。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司法解释中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了解释，〔2〕并明确了几类行为的可诉性问题， 但仍不足以为诉讼实践提供明确的标准。此外，司法解释有时前后不一致，这进一步造成了实践上的混乱。如《意见》中将行政机关的赔偿裁决行为列为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范畴，而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关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4条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却将行政机关作出的拆迁纠纷裁决确定为不可诉的行为。赔偿裁决和房屋拆迁纠纷裁决同属于裁决行为，实无本质区别，但却是一个可诉，另一个不可诉，故标准实难以掌握。

　　3.行政法的理论很不成熟。在行政法理论中，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联系最密切的是行政行为理论。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都以此为核心来构建行政法学体系，但行政行为的理论也是最为混乱的，既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也缺乏具体的分析。仅就行政行为的界定和范围来说，就存在不少问题，归纳起来有：第一，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不分。通常认为行政行为是法律行为，但对法律行为的理解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作出的行为。而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却包含了大量的事实行为，如行政检查行为（当然，强制检查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等。更有学者直接认为行政事实行为也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3〕笔者无意在此分析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区别，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行政行为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行政行为不包括所有的行政管理行为，意味着与事实行为是有区别的。第二，实体行为与程序行为不分。有学者认为行政行为可分为实体行为和程序行为。〔4 〕而实际上程序行为多是对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对相对人没有拘束力的行为，如要求相对人对有关问题予以说明的行为。这些行为当然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第三，过程与结果不分。例如有些学者将行政执法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类，〔5〕从字面上看， 行政执法强调的是执行法律的全过程，包括主体、程序等各方面，行政执法的结果有可能产生行政行为，也有可能不产生行政行为，将行政执法与行政执法可能产生的结果混同显然是不科学的。此外，行政行为的理论中还常常是内部、外部不分，涵义相当含混。由于行政行为的理论不成熟，自然影响到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和范围的确定，进而对行政诉讼的受案环节产生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