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具有双重身份，行使双重职能：在依照治安管理等行政法规进行公共管理活动时，其行为是行政行为；而依照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实施的行为，则属于刑事司法行为。这两种行为就相对人权利的保护而言，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具有可诉性，而后者不具有可诉性。显然，对公安机关行为性质的认定，直接影响了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力度。笔者拟就公安机关行为性质的认定、对相对人诉权的保护及确定公安职权行为可诉性的方法，谈一下自己的意见。

　　一、如何区分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刑事司法行为

　　在实际生活中，公安机关实施的维护社会治安的行政管理行为往往与其刑事侦查行为极为类似，不易区分，特别是在某些涉及经济纠纷的案件中，公安机关实施的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查封、扣押、没收等措施，与实施刑事侦查行为的查封、扣押的外在形式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区分行为性质就比较困难。

　　实践中，对如何区分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刑事司法行为，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立案说。即判断公安机关实施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刑事司法行为，主要看公安机关是否进行了刑事立案，如果进行了刑事立案就是刑事司法行为，否则就是具体行政行为；（2）结果说。即主要看行政管理相对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构成犯罪，那么公安机关实施的行为就是刑事司法行为，如果行为人最后不构成犯罪，则公安机关实施的行为就是具体行政行为；（3）目的说。即主要看公安机关实施的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捞取好处、为一方当事人讨债，还是为了打击犯罪。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说法均有瑕疵。“立案说”容易导致有的公安机关逃避司法审查：“结果说”则干扰了刑事司法行为：“目的说”虽有一定合理性，但操作较困难。实践中，采取的方法是以“授权论”为主，以“目的论”为辅，就是凡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公安机关实施某一行为的，该行为原则上就认定为刑事侦查行为。比如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这些行为显然都是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当事人对这些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果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授权公安机关实施某种行为，一旦公安机关实施的行为超出了刑事诉讼法的授权范围，该行为就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的授权有：第三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第五十条“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在“侦查”一章中，规定了侦查方法、手段，即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查询冻结存款、汇款、通缉等。其中在扣押物证、书证一节，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各种物品和文件，应当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不得扣押”。公安机关进行刑事司法侦查进行扣押应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操作，对超越刑事司法侦查职权的行为，应认定为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审查。

　　二、诉权的保护与确定公安职权行为可诉性的方法

　　（一）对相对人诉权的保护方法

　　诉权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以国家审判权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其实质是起诉权。诉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一项重要权利，对诉权的保护是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的职责，保护起诉权是通过司法程序保护公民其他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前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起诉条件有四项：（1）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4）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1）项中的“认为”只是原告个人的一种“自以为是”的主观判断。如果公民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显然应该允许其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保护，具体到公安侦查行为（包括对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对行政案件的侦查），公民可能分辨不清它究竟是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以及是否具有可诉性。这时，作为公民权利保护机关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起诉，应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7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受理后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