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的状况对于起步较晚、先天不足的中国软件业而言却是巨大的打击，它们一方面不得不在软件巨擘的阴影中艰难的寻求生存空间，一方面又要面对业已形成的盗版大市场。这种状况在某种意义上看，恰恰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的后发式企业所必然面对的市场风险。但后发式企业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上述不利因素，他们也同时享受了后发所带来的甜头。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计算机应用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规模，就是由盗版软件培育出来的。对于软件商而言，没有盗版软件的滋养，他们就很难在较高的基点上开发出较高水平的软件；没有中国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他们在中国就没有销售对象。把盗版软件打光了，中国的计算机应用萎缩了，软件产业恐怕会随之萎缩。现在所具有这样个基本上成规模的应用，恰恰是中国软件产业生存的前提。因而，我们又可以说是盗版催生了中国软件业。但由于软件开发本身所固有的工作量大，周期长，投资高等特点，再加上开发商急功近利欲尽快收回成本，又考虑盗版的因素，商家在确定销售计划上，一般把几百套或几千套作为回本获利点，另外，销售折扣也很大，使得一般正版软件 的零售价格都定的很高。于是，正版软件市场销量上不去，盗版软件市场红红火火，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以上我从历史的角度简单回顾了盗版软件市场在我国的发生过程及其存在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出，要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讲更应制止垄断暴利，降低正版软件的价格，提高开发水平，并打击不法商贩，而盯住一般最终用户，痛斥其对盗版软件的暧昧态度显然有失偏颇。

　　二、从保护公民自由选择权的角度看最终用户免责。

　　自由乃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和不可剥夺的一种权利。自由很重要的一点表现就是服从自己内心的法则，根据自己的理性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选择并承担因此而带来的后果。根据自由的本性，一个人只要不妨碍其他人，即使他看黄色书刊，用盗版软件甚至吸毒，别人除了施以道德上的说教或评价外根本无权横加干涉，否则便侵犯了其自由权。在这里我不想空泛的议论，我欲通过一个美国的典型案例来阐述问题。在一起有关名为《我好奇》的淫秽电影的诉讼案中，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微茨认为在成人电影院紧闭大门后面放映什么电影不属于政府或法院管辖的范围之内，即只要不让儿童入内，只要伤害性的材料不在电影院外面展示，进不进电影院，看什么样的电影完全由成年人自由决定。最后联邦法院的裁决支持了这种意见。①这可能是个极端的例子，可能会有很多争议。但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个人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很显然，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有充足的理性权衡利弊，作出自己的选择。如果他认为自己有某种需要，选择去看淫秽电影以缓释压力或取得愉悦，有何不可？再极端一点，倘若他一时性起，把自己价值不菲的“劳力士”名表摔得粉碎，别人也无权干涉，只要他不用它来砸你家玻璃。同样的，如果他有用软件的需要，面对几千元的正版软件和仅有十元的盗版软件时，趋利避害的本性很自然的会使大多数人选择后者。只要他不偷不抢，别人予以干涉便是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因此，从基本人权的角度讲，打击盗版，追究至盗版生产商和销售商即可，若延及最终用户，有侵犯公民自由权之虞。

　　三、从法律保护水平因应现实需要的角度看最终用户免责。

　　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基点是以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为前提，在权利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维持恰如其分的平衡。②请注意“以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为前提”，促进社会发展，维护我国整体利益，应该是我们立法执法的根本目的和标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并为之服务的。尽管为了社会的法治，一个有关概念与规则的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创制这些概念与规则乃是为了符合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且必须审慎，以免毫无必要、毫无意义的使生活受一个过于刻板的法律制度的拘束。③因此，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仅是一种工具，它不能成为禁锢社会发展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