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法之外的对策方面，国际组织（包括欧盟之类地区性国际组织）的立法及研究结果对我们的影响，外国（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立法及国家学说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均应研究。此外，如果多个外国联手将对我们产生何种影响，我们更应当研究。例如，对于我们发明专利的短项“商业方法专利”，国家专利局固然可以通过把紧专利审批关，为国内企业赢得时间。但那终究不是长远之计。试想，美、日、欧等在传统技术专利方面“标准化”发展，曾给并正给我们的产品出口带来不利，如果美、日（或再加上几个其他发达国家）在商业方法专利上也向“标准化”发展，即如果实施“金融方法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那么会给我国银行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何种影响，会不会把我们挤出国际金融市场？这就不仅仅是专利局把紧专利审批关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在这些方面作出较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拿出对策，“趋利避害”。

郑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