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信息产权与知识产权

　　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就开始普遍使用“信息社会”这一概念；九十年代后，“信息高速公路”、“信息公开”、“信息化”等等，是口头及书面使用率均越来越高的日常用语。“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及“获得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更是近年来政府文件及新闻媒体经常提到的。而信息与知识产权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则较少被人提起。

　　信息处理技术与信息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把人们带入了信息时代。人们现在讲起“信息化”，也主要指积极利用信息处理技术与信息传输技术，至于信息本身或者信息的内容，似乎反倒被忽视了。

　　日本2002年出台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及《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中，提出“信息创新时代，知识产权立国”，应当说是较清晰、较完整地道出了信息、信息化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在理论上值得我们研究。当然，该法及该大纲的内容还有很多，其中不乏值得我们借鉴的，也有我们必须考虑对策的。

　　日本在《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中，提到信息财产与知识财产是21世纪最重要的财产。“信息财产”（information property）及“知识财产”（intellectual property）与“信息产权”及“知识产权”是含义相同的，只是在中文里的表述不同。

　　“信息产权”指的是知识产权的扩展。这一概念突出了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本质（注1）。

　　有人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形式”；认为人类只能创造形式不同的东西、不能创造实质不同的东西；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这是非常荒谬的。“信息创新”则要求所创成果必须与原有成果存在实质上的不同。在专利领域，没有实质不同的发明不能被授予专利；在版权领域，没有实质不同的所谓作品，不属抄袭，即属雷同。把它们当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或者“对象”）是不对的。在哲学上，“形式”与“实质”、“形式”与“内容”等等，是相互对应的概念；而“意识”与“物质”则是另一领域中的相对应概念。有些基本概念尚未弄清的人，把“实质”中的“质”与“物质”中的“质”相混淆，其论谬以千里，是不足怪的。把知识产权的客体认定为“信息”还是认定为“形式”，其根本不同也就在这里。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信息，既有形式又有内容，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有资格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信息创新成果，既应有形式上的创新也应有实质上的创新，否则就成了复制或者改头换面的复制，因而构成了侵权，不能受到知识产权保护。

　　“信息产权”的理论于1984年由澳大利亚学者彭德尔顿教授（Michael Pendleton）在其专著、Butterworth出版社出版的The Law of Industri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Hong Kong一书中作了初步阐述；1987年，我在《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一书中作了全面的论述，又在中国专利局的《工业产权》杂志1988年第3期上撰文作了进一步展开。1989年，当时英国牛津出版的《欧洲知识产权评论》第7期将该文专门翻译成英文，推荐给西方读者。

　　西方学者于上一世纪90年代上半叶开始讨论“信息产权”问题，其代表性成果包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萨缪尔森教授（Pamela Samuelson）1991年在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发表的“信息是财产吗”（“Is information Property？”）一文，荷兰海牙的Kluwer Law International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知识产权和信息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formation Property）一书和美国缅因州大学李特曼教授（Jessica Litman）1999年在《耶鲁法学评论》发表的“信息隐私和信息产权”（“Information Privacy / Information Property”）一文等。此外，美国1999年7月推出的《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主要覆盖的是知识产权的网上贸易，已经在实际上把“信息产权”与“知识产权”交替使用了。俄罗斯1999年的《信息安全学说》则提出必须积极开发信息财产及利用这种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