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停止侵权的物权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债权责任，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可以互替的-它们之间并无形而上学者所划的截然分明的界线。

　　例如：在下禁令违反公平原则或公共利益原则（这两个原则也在不同场合被当作“帝王条款”对待过）时，在下禁令已无实际意义时，国外法院均曾以增计赔偿额以取代禁令-亦即认可了侵权的继续。这种看起来违反常理的事，却并不罕见。最近的一个这类判例，是英国最高法院（House of Lords）于2000年7月27日就英国政府诉布莱克一案所作的判决（案例见//www.parliament.the-stationery-office.co.uk.）。

　　说到这里，可能还需要讲几句与本题密切相关的题外话，亦即所谓“泛财产论”。

　　在论及债权与物权的关系时，我们现有的不少论述是值得商榷的。

　　例如：在讲民法一般原理时，告诉人们：“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在讲物权原理时，又告诉人们：“财产权”包括规范财产归属的物权法与规范财产流转的债权法。这两句话怎么能协调，可能是个难题。说“物”是财产问题不大；说财产的“流转”（即“债”）也是财产，就有些费解了。过程本身怎么变成了财产，至少从语法语序及逻辑上应找个出路。而且，既然债也是财产，那么规范财产流转的债权法是否也规范债的流转呢？

　　而且，第一句中所说的“债”，包括“作为”、“不作为”及“给付”，这也是在民法原理中人们常讲的。其中“不作为”怎样被归入了“财产”范畴，也有些费解。实际上，把债权（obligation）不加分析地一概入“财产”范畴，因而导致的逻辑上的难以自拔，古代的民法学家盖尤斯就已有前车之鉴。至少百年前的Austin及10年前的Zimmermann已经一再指出并加以纠正（注：参看J.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5th.ed.，London，1885；Zim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s，Capetown，Wetton，Johannesburg，1990，at p26.）。

　　第二句中断言“债权法规范财产的流转”，至少首先忽略了合同法中规范的“代理合同”，这是规范的是什么样的“财产流转”？其次，还忽略了侵权法（即“债法”的一部分）中无需经济赔偿的那部分人身侵害。

　　在上文讲到禁令与公平原则及公共利益原则时，又让人想到“诚实信用”原则这一适用于民法的“帝王条款”。既然是“帝王”，则“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至少“公平”与“公共利益”（还有其他一些原则）似乎不愿称臣，而是与“诚实信用”原则平起　平坐地各自覆盖着不同的领域（当然有时会有交叉）。

　　例如，公共利益原则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有时也让人感到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也可以说是又一个“帝王”吧（当然，都是帝王，也就无所谓帝王了）。依照公共利益原则建立起的专利上的强制许可制度，保证了第二专利权人不受第一专利权人制约而可以发展实用技术，又保证了在紧急状态下某些实用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些，似乎均与“诚实信用”关系不大（注：参看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前言、第7条、第8条、第31条等。）。

　　又如，公平原则有时也让人感到是“至高无上”的。“公平”与“诚实信用”有时的确有交叉。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还是主宰各不相同的领域。

　　至于讲到“公平”与“诚实信用”的各自覆盖面，早已被欧陆法系吸收的、英国古老的民商事领域普通法的“禁止反悔”制度及衡平法的“可以反悔”制度（实际与我国民法学者一直推崇的“情势变更”制度极相近），是个很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