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核材料也由以前的11项简化为5项，在政策松绑前，境外投资仅办理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外汇风险审查，就须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供12种申报材料，涉及国内外十多个部门，而且需通过国家外汇总局批准。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处于资本稀缺状态，在外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走出去？也就是说——弱者如何争取双赢？
　　刘吉认为，首先要有一个战略的考虑，“悲观论”与“乐观论”都不足取。
　　在这方面，道理正如当年抗日战争，要打持久战，要经历战略撤退、战略僵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整体上讲，2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完成了战略撤退阶段，现在已进入僵持阶段，这一阶段还要经过20年—30年时间。
　　因此，要抱着打“持久战”的心态，切忌“一窝蜂”地走出去。不过，至少应该出现一个走出去的群体。
　　原因是，由于开放、市场化的早晚不同，每个行业所处的阶段也有不同，比如说，家电行业已进入反攻时期。
　　而更多的产业，应“避开城市，到农村去”，这里的“农村”是全球化意义上的“农村”——非洲、拉美等地。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城市”，在“城市”里用“游击队”，保持灵活性，看准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而对于大多数优势并没有充分显现的领域，并不要急于走出去，“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市场，为什么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呢？在中国市场养壮了，再走出去”。

　　让1亿农民走出去
　　与外汇管制下资本要素被捆绑相一致的是，大量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以“身份证”的形式被关在国内。
　　“事实上，最有条件走出去的是中国大量的普通劳动力。”刘吉说。
　　“世界上只有朝鲜和中国两个国家实行身份证制度，”刘吉反问，“为什么不给每人发一本护照？”
　　刘吉认为，中国已经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我们不能再用老办法管理劳动力问题，目前它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负担，从正面看，它才是我国最大的一笔资源，应该放手让他们到市场中得到有效配置。走出去，不但要使资本（包括过剩生产能力）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进行劳务出口。农村要实现产业化，有1亿多富余人口，城市也有3000万—4000万富余劳动力。
　　“留在家里是负担，走出去便是资源。”刘吉说，欧美的劳动力资源很整齐地分为两大队：一、知识人才，二、公子哥儿群体，而普通劳动力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