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言之，国家赔偿范围既有上述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有原则、政策、态度等认识和胆识层面的问题。就目前而言，解决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需要认识和胆识层面的前提或支持，那就是：我们是否敢于面对损害和赔偿的真实，是否愿意回归全面或全部赔偿的原则与范围?

　　【注释】

　　[1] 见中国检察日报正义网2001年5月22日。

　　[2] 见《法制日报》2001年1月29日。

　　[3] 其实违法归责原则，主要是适用于行政赔偿方面，就刑事和其他司法赔偿来说，比违法原则的要求还要苛刻。如刑事错判的，是经再审改判无罪的才赔偿。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必须是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违法。

　　[4] 见《法制日报》(京)2001年3月1日、4日报道，《检察日报》(京)2001年4月3日报道等。

　　[5] (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中，杜尼丁勋爵指出：“当议会授权在某地做某事时，如果做这件授权的事情必然会造成妨害的话，那就不能对这件事情造成的妨害提起诉讼。证明这种结果的不可避免性的责任在意欲逃避妨害责任的人员一方，但是否有可避免的问题，其标准不在于理论上是否有可能，而在于根据当时科学知识水平是否有可能做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448页。

　　[6] 《行政诉讼法》54条的另外两种形式是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并不被认为是违法形式，而被认为是不合理或不适当的形式。

　　[7] 如规定受害人做虚伪陈述的，国家完全不承担赔偿责任，就很不合理。因为，受害人做虚伪陈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所致，而且这里面也有国家机关自己行为的过错问题。只因为受害人的过错就完全免除国家赔偿责任，是一种单边思维责任，不公平也不实事求是。

　　[8] 如对于没收赌资赌具、没收走私车辆的案件，有人认为，即便是没收的处罚行为违法被撤销，但是赌资赌具和走私车辆不是合法权益而是非法利益，不能返还或赔偿。我认为，这种认识和做法是错误的，它狭隘地理解了“合法权益”，无形中又缩小了国家赔偿的范围。因为在没收行为被撤销后，法律上就没有认定该车辆、资、具是非法利益，而不是非法利益的，就是合法权益。

　　[9] 如政府发布一份“红头文件”规定，某种机动车在何时不能再销售，企业已经生产出来的机动车被禁止销售，就会造成财产损失。又如政府发出通知文件，关闭所有的小煤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