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违法归责原则中的“违法”问题。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我国行政赔偿责任采取违法原则。但什么是“违法”?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理论界的认识也很不统一，造成实践中较大的任意性。然而，从确立行政赔偿制度的本意看，应当明确“违法”是指违反严格意义的法律，具体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规章、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我国承认或参加的国际公约等。对此，有权机关应作明确解释。

　　2、关于职务行为的标准与范围问题。执行职务是产生行政赔偿的条件之一，但对“职务行为”的认定标准与范围，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不利于实践中的操作。笔者认为在今后制定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中应明确规定职务行为的范围不仅包括构成职务行为本自的行为，还包括与职务行为有关连而不可分的行为，如为执行职务而采取不法手段的行为、利用职务之便为个人目的所为的行为以及执行职务时间或处所内所实施的行为。也就是说职务行为的标准应采取客观标准。

　　3、关于受害人及行政主体共同作用形成损害，行政机关应否赔偿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致害赔偿责任问题，但对行政机关与受害人共同致害的行政机关应否负赔偿责任及如何赔偿未予规定，但实践中此种损害又确实存在，笔者认为，对此种损害，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混合过错”情形处理。

　　4、关于返还财产应否包括孳息问题。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返还财产。”此处“返还财产”是仅指原物，还是含孳息，从该条规定中无法判明其义。从原物与孳息的关系看，应包括孳息。具体作法可通过有权机关作扩大解释。

　　5、关于内部追偿问题。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8条)、《国家赔偿法》(第 14条、第20条)、《行政复议法》(第44条)等都确认了国家赔偿后的追偿权，但是这些条文除了对行政追偿权的职权主体和条件作了几乎雷同和重复的原则性规定外，尚无更具体、更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追偿权很难具体操作起来。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追偿权立法。具体来说，应进一步完善追偿权法律关系主体方面的规定、追偿权的期限、追偿金额的确立标准及有关程序问题。

　　6、关于行政赔偿范围问题。目前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对行政机关内部惩戒行为、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造成损害、间接损害及精神损害等问题皆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实际困难以及缺乏这方面的立法经验积累、力求稳健妥当所致，但随着我国国家赔偿法的逐步实施，今后应逐步拓宽行政赔偿的围，以适应国际行政赔偿制度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