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与被告D厂于1994 年2 月28 日签订转贷协议，约定，贷款金额总计503 万美元，其中包括买方237万美元、101万美元两笔，期限分别为81个月、78个月，利率为5.17 % ;现汇贷款165万美元，期限六年，利率为五年以上半年浮动利率;同时，贷款人收取手续费年率0.05 %。同日，为上述协议的履行，原告与被告D厂签订抵押合同，D厂以其所有的生产设备及办公楼抵押给原告，并无抵押清单，亦未办理登记。1993年6月14日被告J公司为上述贷款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为495万美元及利息所需外汇额度提供担保。1993年11月Y公司前身单位为上述贷款出具书，担保上述贷款的偿还。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放款。贷款后。D厂未全部履行还款责任，二保证人亦未履行保证责任。

　　本所律师担任Y公司诉讼代理人，以下为律师代理词摘要：

　　代理词：

　　首先、从本案证据情况来看，我方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

　　在庭审中，原告所举出所有证据，从内容上都与我方当事人没有直接的联系。我方当事人的全称是XX公司，它是于2000年服从天津市政府的行政命令，依据国家法律设立的独立的企业法人。而本案中，原告方认为与我方当事人有关系的XX局，则是具有国家机关性质的公法人。我方当事人与其虽有着历史上的前后相继关系，但是因为法律性质的根本不同，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法律权利义务方面的承继关系。因此在2000年才成立的我方当事人是不应对XX局在1993 年的行政行为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

　　其次、从天津市XX局的角度来看，XX局对本案中所涉的债务依照法律规定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一)XX局于1993年11月所出具的《XX局铝包钢丝绞线项目偿还贷款保证书》不应对1994 年2 月28 日原告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所签的《转贷协议》 项下的债务产生法律后果。

　　本案原告依据其于1994 年2月28日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所签的《 转贷协议》 为事实基础提起对本案三个被告的诉讼，但是.在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有关证据材料却实际发生于1993 年11月，这期间存在着将近4 个月的时差。最基本的法律常识、作为任何一项贷款的保证人所出具的还贷款的保证书都应在贷款协议签订之时或签订之后才应存在的法律文件而绝不会早在贷款协议签订前4个月就积极地为一个尚不存在的债务提供担保。

　　(二)即使提供了保证，也并不导致XX局应对1994 年2 月28日原告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又签订的《转贷协议》 项下的债务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后果。

　　根据《担保法》 实施前关于担保问题普遍使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4]8号)》 第12 条规定，“债权人与被保证人未经保证人同意，变更主合同履行期限的，如保证合同中约定有保证责任期限，保证人仍在原保证责任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如保证合同中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限，保证人仍在被保证人原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因此，XX局即使曾为原告与本案第一被告D厂签订的某个“贷款协议”提供过保证，其保证责任也应以原保证责任的期限为限，或者应当在被保证人原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保证责任;而不应再为原告与第一被告在1994 年2月28日又签订的《 转贷协议》项下的债务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三)XX局于1993 年11 月所出具的《 XX局铝包钢丝纹线项目偿还贷款保证书》 并不具有以XX天津市冶金工业局的财产为本案中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究其实质只是一个行政文件，而不应是一个可以被推定为要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文书。

　　(四)即使XX局有为本案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愿意为本案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然而，其任何保证依据法律也均是无效的。这种意思表示不应对XX局，发生任何法律效果。对我方当事人也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6条规定：“保证人应当是具有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保证人即使不具备完全代偿能力，仍应以自己的财产承担保证责任。国家机关不能担任保证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机关能否作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及担保条款无效时经济合同是否问题的批复》(法(研)复[1988]39 号)第1 条规定：“经济合同的保证人应当是具有代为履行或者代偿能力的公民、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不应作为经济合同的保证人。经济合同中以国家机关作为保证人的，其保证条款，应确认为无效。”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的立法精神。因此，在本案中即使与我方当事人有相继关系的XX局在当时有为本案所涉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也应确认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它不应对天津市冶金工业局发生任何法律效果，因此也不应对我方当事人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最后，原告要求我方当事人对本案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一)所有证据材料均未有担保方应承担何种保证责任的约定。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4]8 号)》第7条“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何种保证责任，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证人不履行合同时，债权人应当首先请求被保证人清偿债务。强制执行被保证人的财产人不足以清偿其债务的，由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之明确规定，在本案中即使保证人要承担法律责任，其所应承担的也仅是赔偿责任，而不绝应该是原告认为的连带担保责任

　　(二)、因为本案所涉债务是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债务。因此本案的保证人也只应对案中所涉债权的“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部承担赔偿责任。

　　在证据中可以清楚看到，本案所涉债务设有物的担保。然而对于人保与物保的关系问题，在涉案的《转贷协议》和《抵押合同》中均未有相关的约定，伺时在涉案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未有相关的规定。

　　《担保法》第28 的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力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在多个当事人为同一笔借款进行担保的同时，D厂又以物提供了担保，这一情况与上述规定相符。故此担保各方仅应对本案中“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按合同约定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