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草原上生活着一群聪明的牧人，他们各自勤奋地工作，增加着自己的牛羊。随着畜群不断扩大，终于达到了这片草原可以承受的极限，每再增加一头牛羊，都会给草原带来损害。但每个牧人的聪明都足以使他明白，如果他再增加一头牛羊，由此带来的收益全部归他自己，而由此造成的损失则由全体牧人分担。于是，大家不懈努力，继续繁殖各自的畜群。最终，这片草原毁灭了。

这是加勒特·哈丁1968年讲述的一则名为“公地的悲剧”的现代寓言。遗憾得很，就像中国许多著名的寓言故事一样，  “公地的悲剧”的现代寓言在现实生活中也在不断地上演着，因为我们周围确实经常存在着大量的“聪明的牧人”。

去年五六月间，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太湖——这个一直以水美著称的湖泊——发生了严重的蓝藻污染事件，一时间，太湖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无锡人守着太湖，却要靠抢购纯净水维持生活需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认识这一事件?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太湖处于长三角地区，环太湖地跨江、浙、沪、皖三省一市，这个中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周围，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5个中心城市构成了一条环太湖城市带，这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也是工业密度最大的一个地区。环太湖流域贡献了全国1 3％的国内生产总值和19％的财政收入。这些数据表明，在太湖流域确实居住着一群“聪明的牧人”，他们在勤奋地工作着，但遗憾地是，太湖成了各方都不必负责的“公地”，成了一个环太湖城市共有的“公共澡盆”。

牧人们是聪明的，他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勤奋工作的同时他们也在计算着他们的经济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在这种算计中，他们首先计算的是收益。2006年，无锡市的GDP总量位居全国第九，工业产值位居全国第七。这个土地面积只有4 77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只有580万的城市，能有如此骄傲的经济增长速度，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成果，而这个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崛起，这也就是后来被广泛谈及的 “苏南模式”，到了1989年，无锡乡、村两级工业企业产值达219．9亿元，占全省的19．1％，占全国的3．6％。

这些数据是一种算计的产物。这种首先关注收益的算计是某种特定的经济思维的结果。在这种思维中，人类经济行为的最终整体结果是增加的，而不是减少的，也不是平衡的。人类经济活动被看作是一个不断谋求增长、不断获得财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增长、财富增加甚至GDP的提高，而不是成本，也不是收益与成本的动态均衡。当然，在算计收益的同时，他们也计算成本，但这时出现在视野中的成本是极其狭义的，主要表现为资本、劳动、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所产生的货币费用。以无锡市为例，它的资本要素的表现是：1987年，无锡市实际利用外资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1％，其中外商实际投资仅占1．3％。而到1996年，无锡市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40％。它的技术要素的表现是：当时乡镇企业的技术支撑主要来自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它的劳动要素的表现是：机械、纺织、轻工、建材等这些行业存在大量的市场需求，基本的生产技术要求不高，占用资金较少，使用劳动力较多。与农业比较，单位劳动力和资金的收益率都很高。无锡市经贸委一份针对该市的工业结构分析报告显示，无锡在二十多年间完成了以轻工业为主向重工业为中心的快速推进，重化工业比重从1 9 80年的42％跃升到目前的74％。在此过程中，无锡市形成五大传统支柱产业——机械、纺织、冶金、化工、电子(家电)。在“九五”期间，这五大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到了全市规模企业总量的70％。2006年无锡规模以上工业中，冶金、纺织、机械等行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为55．5％。这些都表明，一个企业实际支出的货币性支出被看作是成本的全部，以太湖为代表的“公地”是作为经济活动的背景存在的，对太湖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并没有出现在成本算计的视野之中。那么，太湖在环太湖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中究竟有没有起作用呢?如果起作用，它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闭环式结构?还是线性结构?

简单地说，人类的经济行为是由资源—生产—废弃物处理与再利用这样三个环节所组成的，在生态学意义上，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这一过程应该是一个复杂的闭环式结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结构。在这一结构中，重要的不仅是生产这个中间环节，而且还有资源这个源头环节以及废弃物处理与再利用这个终端环节。人类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要求这三个环节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或几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会导致经济行为链条的断裂。在本文所分析的案例中，太湖在环太湖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生产这个中间环节，而且，还存在于资源这个源头环节和废弃物处理与再利用这一终端环节。   

首先，太湖为环太湖城市群的人民生活和经济增长提了大量的不可缺少的资源，至少是提供了充足的工业用水和必要的生活用水。很显然，如果没有太湖这一充足而廉价的水源，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会受到限制的。形象地说，太湖是这一地区水资源的一个储藏室，蓝藻事件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这个水资源的储藏室出了问题。

其次，太湖为环太湖城市群的人民生活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排污和纳污的场所。同样，在这一地区，如果没有太湖这一巨大的排污和纳污的场所，这里的经济发展也同样是会受到限制的。形象地说，太湖是这一地区群众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废物堆放间”。本次事件的第二个表现是这个“废物间”出了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事件中，如果我们像过去一样仅从生产环节去看待的话，这个中间环节并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这正是这一类事件的一个基本特点：在损失没有造成危害以前，它们几乎是不被重视的，其危害也几乎是无法测量和估计的。    

太湖也是“成本”

人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盲目和短视的情况，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理论上的重大缺陷所造成的。

 其一，什么是经济活动中的要素?对于人类的经济活动来说，只有资本、劳动、技术、土地才可以称得上是要素吗?对于环太湖城市群来说，太湖可以看作是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一个要素吗?如果是，它是怎样被看成是要素的?事实上，在1 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就曾经明确指出：  “未能提出足以解决有害效果问题的最后一个原因来自关于生产要素的错误观念。人们通常认为，商人得到和使用的是实物 (一亩地或一吨化肥)，而不是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权力。如果将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就更容易理解了，作产生有害效果的事的权利(如排放烟尘、噪声、气味等)也是生产要素。”由此可见，按照科斯的观念，生产要素不是表现为物理实体的物，不是土地本身，而是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科斯强调：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且，科斯也已经明确指出，作产生有害效果的事的权利(如排放烟尘、噪声、气味等)也是生产要素。据此，环太湖城市群对太湖的生态环境污染必须被看作是他们所获得的经济收益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要素，作为要素的一种，它必然与产权、费用、成本等范畴密切相关，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必须以要素的身份出现在经济活动的成本收益的核算之中，权利的行使是有成本的，因而与资源的稀缺性相关的要素和产权问题究其实质是成本问题。

其二，何为成本?应该如何看待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成本的本质?经济活动中的成本应如何核算?这些是非常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简单地说，在我看来，成本是经济活动中所不可缺少的，随着产权关系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的，表现为一定要素形式因而会产生相应费用的稀缺性资源。在这一认识之下，我们把经济活动中的成本的本质看作是资源，稀缺性的资源，也就是说，对于一项经济活动来说，只要是这一过程中发生的资源损耗，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人力的、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都应作为成本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都应进入成本收益的核算之中。否则，这种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就是不全面的、有缺陷的，这种分析的结果也往往可能是有害的。特别应该看到的是，人造资本 (资源)和自然资本(资源)在我们所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的分野，以及这种分野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巨大影响。一方面，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总和在整体意义上应该保持不变，也即前文所述之人类经济活动在最终意义上的整体结果可能是平衡的甚至是减少的(在熵增的意义上)，另一方面，人造资本(资源)和自然资本 (资源)在整体意义上各自保持自己的位置进而实现总和不变，但这种总和不变是通过各自的不变来达到的，而非两者连在一起达到的。在本文所分析的案例中，太湖流域的资源同样可以被分为人造资源和自然资源两种，如何审慎地处理这两种资源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摆在环太湖流域城市群面前的、同时也是摆在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世界已经从一个人造资本是限制性要素的时代进入到剩余自然资本是限制性要素的时代。当限制性要素发生改变时，过去被看作是经济性的行为现在就变成非经济性的行为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木材不是受制于伐木场生产能力而是受制于森林的残留量，捕鱼量不是受制于渔船的数量而是受制于鱼类群数量，原油产量不是受制于抽油和钻井能力，而是受制于石油储量的残留量和可接近性，而这一切又受制于自然生态的平衡。这是全世界的问题、整个人类的问题，中国不会例外，太湖流域当然也不例外。必须认识到，在太湖流域，环太湖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是受制于生产环节，而是已经受制于资源环节和废弃物的处理与再利用环节了。

最后，就太湖蓝藻事件的治理措施来说，自来水水质强化处理、调水引流、人工增雨等只能算是应急措施。新的水源地建设、水源预处理和自来水深度处理等也算不得是长效机制，依然是扬汤止沸之策。应该认识到，治水只是治标，治污才是治本。从政策措施上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虽然国际已有的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为5 000～10 000美元之间，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拐点，进入同步发展的良性状态，即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这一说法的可靠性如何暂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个目标的达成是需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的，是需要付出一定的牺牲和代价的，是要在一种新的经济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才能实现的，如果仅有守株待兔式的等候显然是不够的。而在笔者看来，当前最为根本也是最为迫切的则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