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副校长曾向媒体介绍说，当初信访学校的名字是培训学习班，第一期的背景主要是为了有效控制在“七一”党的生日那天，哈市上访者到北京添乱。

    王伟夫告诉《望东方周刊》:“我们主要吸收那些到北京非正常上访人员，到这里学习《信访条例》和相关法律，我们创造这么个平台，想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哈尔滨市政府机关档案记录，信访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从北京中央国家机关、重要会议场所、重大公务活动场所、领导人驻地劝返回哈上访人员和进入市信访服务中心的上访人员提供服务和帮助，是为上访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的平台。

    王伟夫对《望东方周刊》说:“两年来，我们培训了1000多名信访干部。办理了17期信访学习班，接收学员109人，拿出90多个处理意见，解决了30多个问题。”

    《望东方周刊》了解到，2006年国家信访局曾派出课题调研组来哈尔滨市信访学校调研。信访学校的一些人普遍认为 “我们办校的经验很快就要在全国推广”。但至今，并未见下文。

    不过，这一做法还是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效仿。佳木斯市近日就发文称，“我市拟借鉴外市地的做法，筹建信访学校。”在此前的2007年10月，河南省临颍县创办信访学校。

救助

    上访者大多背负着太多的辛酸与无奈。

    柳光美凄凉无助:我雇了两个护工抬着去北京！

    崔喜良气愤难平:11年了，群众访来访去，领导批来批去，部门转来转去，开会议来议去，问题哪来哪去。

    王梅如是比喻:儿子有问题了，你得找爹吧，市里是爹；爹不管就得找爷爷吧，省里是爷爷；爷爷不管你就得找太爷爷吧，中央就是太爷爷。……

    因公安局错案赔偿问题上访32年的鞠玉琴告诉《望东方周刊》:“我上访32年，进京1015次，一个女人，最好的30年已经耗没了。”

    6月30日，在北京上访的鞠玉琴接到通知:“市长要见你。”鞠玉琴不敢相信，“这么多年他们就骗我。”7月1日，鞠玉琴见到了哈尔滨市的一位副市长以及公安局长，“大姐，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一番话让鞠老太太感动万分，她哭得一塌糊涂。经过领导的多次协调，商定走“救助”这条路。

    9月10日，鞠玉琴冒雨来到信访学校，她拎着鞋子，光着脚丫趟过信访学校大门前的积水洼，她是前来协商救助金额的。

    鞠玉琴告诉《望东方周刊》:“公安和检察院互相扯皮，后来政法委承担公检两家的过错，不让我提什么诉求了，给我点儿钱就算了。答应救助我66万元。”

    而今，鞠玉琴知道已经不可能全身而退了，因错案而发生的治伤和上访费用已超过100万元。她告诉《望东方周刊》，那些曾经诬陷过她丈夫的人，那些有意无意办理错案的执法者，不会受到追究了。

    据了解，救助是信访部门息访的一种常用方法。然而，接受救助者却大多疑虑重重，他们在经过与政府部门讨价还价的博弈之后，不得不签订一份协议书。

    9月12日，打算接受救助的宋平（化名）来到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分局让她签订一份意向性协议，之后会为其提供14万元的“救助补偿款”。他犹豫之后，没有签字。

    宋平担忧地说:“一起纠集多人报复行凶的刑事案件，主要罪犯却被鉴定成‘精神病’而逍遥法外，我现在天天担心她再来砍我，反正精神病砍人也不用负责。”

    让宋平担心的远不止这些。一旦在协议上签了字，就要接受现实，而这些补偿救助与治伤花费的30多万元相差甚远。

     一位与宋平是邻居的警官，在南岗分局门口遇到宋平，劝了句:“钱先拿着吧。”宋平忧虑地对《望东方周刊》说:“签了字，拿了钱，就不能追究责任了，要是再去上访，他们肯定劳教我。”

    晚些时候，本刊记者再次见到宋平，他从兜里掏出一张车票，诡秘地说:“我还得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