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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农民工就业调查
www.110.com 2010-08-23 17:07

  对农民工来说,春天的脚步似乎还没到来。

  一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受影响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金融风暴吹乱了他们像候鸟一样“东南飞”的迁徙节奏,给他们的生计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首当其冲的是就业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露,全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返乡,而“就业的真正挑战在春节之后到来”。

  留在农村,迎接农民工的并不是田园牧歌式生活的简单回归,而走出去,迎接他们的也不是在城里一定能找到工作的往年经验。待业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已成为今年各级政府的新挑战。农民工求职的“成本”与政府的管理“成本”双增高,都在经历着阵痛。

  早报记者日前分赴“打工第一县”重庆开县、“淘金之地”浙江温州等地,就农民工就业的各种情况进行深入了解。

  “我去广东番禺,看看那里是否有适合我的工作。”35岁的谢华,背起了一个红色的包裹。

  天空飘着的小雨把村里的土路搅得一片泥泞。谢华弯腰卷起裤管,回头向村口5位送别的亲人说了声“再见”,与村友易光合一起,到开县中心客运站赶车去。

  这一天是2009年农历正月十四,再过10个小时,就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了。

  谢华说,其实在正月初九,他就买了3斤元宵,打算元宵节在家陪老婆孩子一起吃顿团圆饭,但正月十四下午,他突然选择提前离开。离开的缘由很简单,“看了日子,正月十四是出行吉日。”

  谢华解释,此举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但他也知道,这次付出的情感与经济“成本”是往年都无法比拟的:元宵节10小时前,舍弃了妻子与2个孩子,离开家乡;而2250公里外的广东番禺,等待他的却是一份不确定的工作。

  谢华是“打工第一县”——重庆开县团凤村人。2009年春节期间,该县返乡回流农民工最高峰时达12万人,其中6万人受金融危机影响属于失业还乡。

  2009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谢华与开县,都只是这个转折浪潮众多角色中的一员。

  早报记者于松发自重庆开县   

  吉日出行

  希望新年有个好兆头  

  团凤村,全村劳动力总数为1530人,70%外出打工。2009年春节,707名外出打工者返乡,其中,302人失业。  

  2009年的春节,谢华再次返回了开县团凤村的老家,返回前,他所供职的广东番禺那家木业厂,已因金融危机倒闭,他成了一名失业者。

  不过谢华这个新角色,在村里并不“孤独”。团凤村,全村劳动力总数1530人,70%外出打工。据该村村委会统计,2009年春节,团凤村707人外出打工者返乡,其中,302人失业。

  “302名外出打工者失业,在我们村里可是大事。”团凤村村文书陈海维叹道。

  团凤村是“十一五”期间市级特困村,该村3247人,人均耕地不足半亩;2008年,团凤村人均纯收入达1768元,其中,外工经济所占比例达到了65%。

  “说白了,我们村的村民就是靠外出打工支撑家庭经济的。”陈海维说,2009年的春节,村民们的心里很特别,爆竹燃放时,勾起人们更多的是“期待”:707名返乡村民中,688人希望节后继续外出打工,但大家都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外面打工的经济环境实在让人乐观不起来。

  陈海维情绪有些悲观,他说,“302人失业”的数据甚至有继续增加的可能,因为有一个现状不能忽视:“一些工厂开工不足,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工人随时有失业的可能;而一些工厂在压力下采取了压低的措施,这也会迫使一些人主动离职。”

  春节过后,一年一度的村民外出打工“迁徙”开始了。陈海维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村民外出打工,走得有些迟缓,正月十五前只走了一半。”

  这“一半”中,包含着大约30%的“失业者”,谢华与易光合,就是其中的两位。与谢华相比,易光合年已五旬,身材矮小,外出做搬运工作15年。

  春节后,两人合计着,“一家四口守着1亩田地,这日子实在没发过,还得出去打工赚钱。”两人是“急性子”,遂决定“早去早找工作”。

  听闻两人的想法后,正月十三,家人就找村内的“能人”按照“黄历”定日子,结果显示:“正月十四,出家门,大吉大利。”

  谢华想多等一天,“那样就能与孩子老婆一起吃元宵饭了。”但过了一夜,这个35岁的失业男人,有些犹豫了。他说“外面赚钱不容易,但我却很需要这笔钱来养家”。

  正月十四下午3时,谢华匆忙收拾好了行囊,和易光合会合,几小时后,他们坐上了开往广东方向的班车。

  其实,在团凤村,正月十四“出行”的村民不止谢华与易光合。在他们之前,已有22人陆续背着行囊,踏着“吉日”外出打工;在他们之后,43岁的邱正兵,用瘦小的身材,扛起一根竹竿,挑着三件行李,踏着泥泞的山路,“晃晃悠悠”地离开村庄,为“正月十四吉日出行”画上了句号。

  就这样,团凤村的25人,在正月十四踏着“吉日”离开了家乡。他们,都是因工厂倒闭而“失业”的农民工,他们说,他们原本不信“出行吉日”,但今年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吉日”出行,是本着一个最原始的愿望:寻求个心理安慰,希望新年有个好兆头。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选择“出行吉日”。

  “我们不信这个,我们正月十五吃完元宵饭再走。”23岁的范鑫说道。问其原因,他笑着说,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与妻子都在广东打工,目前还不为今年的‘饭碗’着急,我做建筑工作,她在一家毛织厂工作,都没失业。”

  车票提价

  束缚外出打工者手脚  

  春运车票提价,几百元的车票差价,却暂时将一批人挡在了家里。    

  大家都明白,今年外出打工不好赚钱了,一切需缩减成本。村民认为,在家创业,需要太多的客观条件,依团凤村的实际情况,这个命题其实是个伪命题。

  “302名失业人”中的谢华出去找工了。虽然目标茫然,但起码“已经在路上了”。在团凤村,还有百余人,比他还郁闷。他们想走,却被春运期间出行的高成本,暂时束缚了手脚。

  23岁的王端海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春节回家后,村民们明显感觉“这孩子的话多了”,此前,他被认为是一名不善言语的大男孩。

  “金融危机影响?大!我们家就是典型的受害者!”王端海坐在村口一裸露的石头上,不停地舞动着手臂,向人们讲述着他家今年的不容易。

  王端海说,他一家6口人,2008年都在广东番禺打工。一家6个劳动力,带来6份打工财富,原本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但2009年,6人都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了。

  “五金厂停产了,我与父母在2008年10月就赋闲在家;皮具厂倒闭了,我老婆与姐姐、姐夫也在2009年1月20日前回来了。”

  春节后,一些同村人陆续外出打工,王端海与家人心里也都很着急,但如今,6人尚逗留在家中,因为他们选择了“在家等等外面的消息吧”。

  王端海说他们选择消极等待的做法,是出于无奈。“现在不敢出去呀,”王端海说,“原因很简单,春运期间的车费贵。”

  原来,暂缓一家6口人外出寻找工作机会是缘于2000元的车费差价。“现在去番禺的客车票是620元/张,但淡季时,一张才230元。算下来,这个时候出去,就白白浪费2000元。坐火车相对便宜些,但开县没有通往广东的火车,需要到万州或重庆转车,既麻烦成本也不低。”王端海掰着手指头说,打工不容易,2000元?那可是他辛苦一年才能攒下来的辛苦钱。

  其实,年轻的王端海不是没有“闯”过。他说,他曾因盲目外出失败过,怕了。

  2008年的12月,王端海曾听说厨师“金融危机不失业”,他就想学习厨艺。于是,2008年12月17日,他怀揣着自己2008年赚取的2000元辛苦钱,只身前往北京学习厨艺,并期待学有所成后在那边找一份工作。

  但23天后,王端海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团凤村的村头。他回来了,回来时,已经身无分文。“很失望,那边生活成本太高了,住房,日常开支,2000元撑不住。”

  王端海一家选择了在家等待外面的消息,而李辉一家却选择了“分批走”的策略。李辉一家有5个劳动力,与王端海家一样,均待业在家。

  吃过正月十五的元宵饭,李辉一家人坐在一起开始合计。最终,一家人拿出了一个“分批走”的方案:李辉与李彬,两名男子留守在家,两人的妻子还有李辉的大女儿,先前往广东寻找工作。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男人在家可以去县城临时干些体力活,女人们就在外靠运气,耗时间找新工作。等找到了合适的,男人们再去。”李彬说。

  正月十六,李彬家里的3个女人走了,而他则每天开着摩托车,前往县城揽“摩的”生意,早出晚归,目的是“给孩子赚几袋饼干钱”。

  其实,在团凤村,春节没有返乡的男人们,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苦楚。早报记者在村口遇见了村妇杨成珍,她身后背着3岁的儿子,正踏着泥路前往10公里外的娘家一起过元宵节。她的男人叫陈元富,今年46岁,在深圳一家工厂做保管,今年春节没回家。

  杨成珍不埋怨自己的男人春节不回家陪她,2008年8月,她患了一场大病,花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亲友3000元的债务,“为了能多往家寄些钱,陈元富才没回家的,”她说。

  杨成珍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至少与同村的廖归秀相比。

  大年初十,36岁的廖归秀疯癫病发作,经常光着身子,奔跑在村里的山路上。而此刻,她的老公,春节没有回家的余其亮,依旧身在广州的一家工地上。

  7岁的余楚华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告诉爸爸:“快回来看看吧,妈妈不认识我了。”余楚华说,电话那边的父亲哭了。这名45岁的男人告诉儿子:“上个月的工资还没拿到,爸爸暂时回不来。”

  经济指数

  村里仅有的两家店亏本

  3247人的村子,支撑了2家商店的存活。每年春节,两家小店都会有几千元收入,但今年,两家小店亏本了。  

  金融危机对团凤村这个依赖外工经济的村子影响到底有多大?

  村文书陈海维会用数据告诉你,外工经济占村民经济收入的65%,没有了这65%的收入,很多家庭将会成为贫困户,“你看村里的新房了没有?都是家里有外出劳动力的人家。”

  团凤村的村民原本居住在土坯房与茅草房内,但近20年来,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二层小楼陆续拔地而起,如今,这个村庄中的861户人家中,只有几户人家因“家里没有外出劳力”而没有盖起新房。

  而最直观体现这个村庄经济寒冬的,是村里的两家小商店。犹如一个国家喜欢用商场的消费数据来判断国家的经济指数一样。这两家小商店的命运就是这个村庄经济的真实写照。

  陈海维的妻子在自家门房内开了一家小商店。小商店只有10平方米,里面摆放着散白酒、油盐酱醋等日用品。

  “这家店,不赚钱的,尤其自去年(2008年)下半年开始,来买东西的人没几个。你看,都一天了,哪有人过来买东西!”陈海维妻子说道。

  “2008年下半年,我们这个店是亏本的!”村里另一家名为“心连心超市”的老板娘廖玉翠谈起此事语调很高。她家商店的面积和商品与陈海维的差不多,不过她的商店位于村里的正中央,更具有竞争优势。

  廖玉翠说,“心连心超市”在4年前开张营业,开业第一年就赢利了,这家商店,就可以维持两口子一年的生活费了。“但2008年下半年开始,这家店就开始亏本了,一天不超过4个人来买东西。”

  廖玉翠说她很清楚:“外面经济形势不好,年轻人拿不回来钱,家里的老人与小孩花钱就紧凑了。”每年春节,村里的这两家小商店都会有几千元的收入,但今年,两家商店却始终没能迎来消费高峰,反而亏本经营,“村民的购买力确实不行了。”

  廖玉翠说她对家里的经济形势很着急。“小商店亏本,2个儿子还都失业在家,我的老头子(爱人)陈立坤,2年前还患了中风,行动不便,不能赚钱,这日子难呀。”

  廖玉翠的说法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同村的李辉说,这个春节,他们一家过得比较节省,家里只有女人们与4个小孩每人添置了一件新衣,年夜饭也瘦身了不少。

  正月十七,早报记者曾在李辉家与其家人一起吃了午饭。李辉的父母很热情,拿出了家中所有样式的食物,最后,餐桌上摆上了4道菜:一个煮白菜,一个炒白菜,一盘回锅肉,一盘凉拌肉。

  无奈现实

  七成返乡人员不会务农  

  据团凤村在2009年1月初的一项统计,461名返乡人员中,40人没有耕地,350人不会务农,71人不愿务农。是外出打工还是在家创业,在团凤村是个伪命题。

  “很多人都在说,金融危机了,人们对是外出打工还是在家务农或创业面临艰难抉择。其实,这个命题在很多地方都是伪命题,起码在我们团凤村。”

  “外出打工赚钱不容易,回家种地?这不可能。”39岁的陈昌政摇着手,笑着说。他说,“人均不到半亩地,种地能收成到啥?”

  而据团凤村在2009年1月初的一项统计,461人返乡人员中,40人没有耕地,350人不会务农,71人不愿务农,“也就是说,所有的返乡人员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归土地。”
村文书陈海维说,“很多人都在说,金融危机了,人们是外出打工还是在家创业?面临艰难抉择。其实,这个命题在很多地方都是伪命题,起码在我们团凤村。”

  来自团凤村的统计数据,707人返乡打工者中,只有19人表示“考虑回家创业”,而早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3人,只有1人已经确定家乡创业,2人表示“创业需要机遇,需要资本,外面有机会,还会选择外出打工”。

  23岁的陈苏林,3年前大学毕业,随后一直在深圳工作,月均收入达4000元,但因金融危机,他所在的公司订单锐减,而他的薪水也降到了每月880元。陈苏林离职回家,他发现村庄的小河依旧清洁,便萌发了开办养殖场的想法,但待他细致算了下,“虽然政府有很多扶植政策,但前期投入就需要几万元,我心里没谱,外界有工作机会,还会选择外出
工作。”

  而下定决心在家创业的张步兵,其身份是团凤村“打工第一哥”,他在外打工20多年,还出国打过洋工,他说他回家创业的原因很实在:手头有点积蓄,早就想步入回家创业的行列了。

  来自开县工商局的消息,自2008年10月农民工陆续返乡至2009年1月底,该县共有1321名返乡农民工前来工商局办理了“返乡创业”登记,这个数字比往年同期数据增长了50%。但1321人占所有返乡农民工的比例,“只能说是很微小的一部分。”

  阵痛反思

  开县开建“创业之城”

  开县力争用1-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就业的“百、千、万”目标。   

  农民工的课题,一时上升为了开县工作的头等大事,从2008年10月大批农民工返乡开始,工作至今仍在继续。

  开县官方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开县是劳务大县,准确研判和预测外出农民工返乡回流趋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对稳定全县就业形势、
确保全县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定点调查”的科学统计方式,被首次引入了农民工调研中,政府要求精确统计出来返乡回流农民工人数,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和各镇乡街道深入基层第一线,掌握农民工返乡动态信息,开展全面调研,对返乡农民工情况进行摸底登记,掌握情况和趋势,了解数量和分布,以及各自的特长、想法、要求等情况。

  团凤村村文书陈海维说,他从事村内文书工作28年了,2008年10月,首次接到政府的通知,要求统计好村庄返乡农民工的具体情况。为此,团凤村外出务工人员才有了一个全面的数据,结束了“估算”的历史。

  村庄的数据汇集到乡镇,各乡镇的数据随后汇总到了开县县政府,“就形成了一套全面的统计数据。”开县农务办主任刘沛明说道。

  依据这个数据,开县节后官方数据显示,全县返乡回流农民工转移就业岗位差口至少在3万个,得出了需要“各级分类施策,多措并举;内外联动,拓展就业”的结论。

  有了科学的统计数字后,开县政府开展了首个“135”活动。“1”即发出一封慰问信,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向全县在外务工及返乡人员发出一封公开慰问信;“3”即召开县、乡镇、村三个层面的座谈会;“5”即送温暖、送技能、送岗位、送信息、送法律。

  而这些,在以前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举动。

  2009年1月起,开县每月组织三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邀请市内外大型企业来参加;开县电视台、开州新闻社及县内各大媒体网站均设立了“信息”专栏,对现有的培训政策、创业扶持政策和各种惠民政策进行广泛宣传;开县整合县内各中介机构、培训学校的就业信息,为广大返乡回流务工人员提供就业信息。

  “我们这么受到关注,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45岁的福乐民说道。

  “县领导为了待业农民工就业问题,近两个月忙得焦头烂额。”开县一些官员坦诚地说。

  阵痛之后,就是反思与改变。当地官员已经不愿强调开县是“打工第一县”,他们谈论的更多是创业。

  近日,开县政府网站近日公布了一条新闻:开县力争用1-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在全县培育百名创业明星、扶持千名小老板、带动万人实现就业的“百、千、万”目标,努力将本县打造为重庆市的“创业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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