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情节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是，公司究竟是解除了唐的 “总务经理”的职务还是解除了唐的“劳动合同”。该案向海淀区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就更让人莫名其妙：“违反工会法”和“不支付工会经费”。如果用人单位只是解除了唐某的总务经理的“职务”，那么此案不在法律受理的范畴。因为这完全是用人单位内部管理的权限问题，非法律调整的对象。如果用人单位解除的是唐某的“劳动合同”，按照法定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则应当首先提请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

　　据报导的情节而言，就本案来说，用人单位并没有说明因唐某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而解除其劳动合同，而是以其担任总务经理期间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而为由，唐某自己也认为其应当承担“领导责任”。那么，以此为由，无论是解除其职务还是解除其劳动合同，都是冠冕堂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四款规定，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其劳动合同。严重失职和造成利益重大损害，如果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界定，用人单位则具有自由裁量权。可见，以此为由解除唐某的劳动合同也不为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看，根本就没有关于不得解除工会主席劳动合同的规定。工会法第十八条规定： “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自动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非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职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职期满。但是，任职期间个人严重过失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除外。”此规定是针对工会主席劳动合同是否延长而言的，并非是指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工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恢复其工作。就本案而言，用人单位并非因唐某“履行职责”而解除其劳动合同，而是以其失职行为为由。由此可见，运用工会法维护唐某的劳动权益，并不存在有力的根据。我们或许可以凭理智或者感情，知道唐某为维护员工的利益而遭到了打击报复，无论是被解除职务还是被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法律只相信“法律事实”，法官不可以依理智或感情作出案件判决。从“法律事实”分析，认定用人单位对唐某的处理则尚未有明显的不当之处。此案的解决途径无外乎两条：一则是本级工会或上级工会依照工会法请求劳动行政部门予以处理，事实上，对唐某在去年11月被解除职务的做法，就是采用了这样的办法解决的；二则是就唐某被解除劳动合同而提请劳动争议仲裁，当然，如果仅仅是解除其职务，无论还是人民法院都不便于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