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4页。

　　从后文可以看出，这种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即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起到区分事件和行为的作用。

　　[3]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4-176页。

　　另见，「苏」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下册），法律出版社，1991年6月，第550页。

　　[4]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4-176页。

　　鉴于本文的观点与该书有一点不同，所以，剔除了其中不合本文观点的例证。

　　[5] 关于行为的分类，可参见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6-178页。

　　[6]王利明《法律行为制度的若干问题探讨》，

　　[7]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69页。

　　[8] 王利明《法律行为制度的若干问题探讨》，

　　[9] 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69页。

　　[10]孙宪忠《法律行为制度构造与民法典的制定》

　　[11] 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77页。

　　因此，有人直接以法律行为称呼古罗马法上的“适法行为”。参见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69页。

　　[12] 高在敏、陈涛《论“质、剂、契、券”不等于法律行为》，《法律科学》2002年6期，第77-78页。

　　[13]李小华、王曙光《民事法律行为不仅为表意行为》，《法学》2001年12期，第46页。

　　[14] 孙宪忠《法律行为制度构造与民法典的制定》

　　[15]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88-189页。

　　[16]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77-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