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晰的证据是，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从过去的4%衰减到2007年的1.9%，而恰是中国和印度对全球化深度参与的贡献，掩盖了美国生产率熄火的尴尬，提升了世界整体的生产率水平。美国从1992年开始，用疯狂扩大货币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尤其是格林斯潘针对互联网泡沫破灭危机所作的软货币对策，以M3来计算，几乎年增长率是10%——这意味着每过6年，市场上的货币量将增长一倍。

　　就像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罗斯巴德说的那样，“货币当局制造了泡沫并导致未来的惊恐，后来的货币当局只好用更多的货币来补窟窿。货币不是中性的，是维护过去生产结构的，而是权力式的，是可以重新塑造新的生产结构的。”

　　新发的货币总被权势者优先得到，并利用当时的低价格来扩展自己的产能，导致下游端的商业被动性受损并随后效仿之，通胀最终兴起，并改变了部门之间的经济比价关系，扭曲了原来正常的生产结构，造成了严重的偏差，最终，埋单将是一个苦涩而长期的承受。

　　所以，不要肤浅地认为美国经济是缺乏信心，而是正常生产结构已经被更改了，一个宿命式的悲剧正在诞生。美国实体经济健康的神话正在逐步“褪色”。

　　危机的演化方程

　　不可否认的是，对待危机的看法恰恰是治疗危机的前提。保尔森和伯南克似乎没有理解这场危机演化的真正方程式。

　　其实，次贷的起点是美国人无法支付按揭使得房价泡沫破灭，房地产泡沫的“崩裂”导致抵押品价格急剧缩水，这使得抵押品产生的衍生品(MBS也好，以及随后的CDO和CDS也好)的风险“敞露”；而机构平均30倍的杠杆效应极速放大了这些风险，使得机构的负债和资本金的比例严重不匹配和失调(太少的资本面对太大的负债)，金融机构只有快速出售资产来平衡其债务，这种“恐慌性杀价”将导致资产价格“恶性循环式”下跌，更加突出了不匹配的程度，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资金短缺、惜贷(好企业也遭殃)、滚雪球般的拯救成本以及经济健康因素被更剧烈地折断，最终导致衰退更深。

　　保尔森的7000亿RTC计划，即政府购买不良资产、机构获得财政部资金来平衡债务，摆脱资产价格的恶性循环式下跌。财政部承诺购得资产之后，将使资产溢价并最终转售出去(例如境外美元分担)，保尔森保证纳税人将不受到损失。但这自然就衍生很多问题。例如财政部的购买价格问题，市价处于“循环杀价下跌中”(跳楼价)，不可为凭。而金融企业希望用有利于自己的“证券持有到期价”来估价，这自然不行。于是财政部找到一个合适的估价方式就异常困难，只能在一个大而模糊的区间里打转，从而使得拯救的成本无法量化和估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