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事向来十分复杂，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完成结构改革，不断改善市场环境。

　　经济危机除了考验各国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也考验政府如何对待国民财富和培育市场环境。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政府一方面拿出资源来推动经济(如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一方面还减轻市场税负让企业和消费者休养生息(如减轻税费)。道理很简单，只要企业仍能生存和发展、国民仍有能力消费，经济的复苏就不会缺乏动力。

　　但理想的状态往往受到现实的挑战，尤其是对于权力集中的大政府来说，往往不由自主地会选择加强征税。在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就表现出这种政策选择上的复杂性。

　　比如，中国政府一方面推出各种措施来刺激经济，既有“4万亿”又有“十大产业振兴”，上马了很多基建项目;另一方面政府又在为财政收入增长下滑担心，不断加大力度来提高税费征收水平。今年以来，财政部门一直在喊财政压力大，因为政府投资加大，花钱的地方增多，相关部门担心今年完不成财政增收8%的目标。财政压力转化为税费征收的加强，今年5月份至今，已连续6个月实现全国财政增收。1-10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8363.8亿元，同比增加4087.99亿元，增长7.5%;仅10月当月全国财政收入6844.9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15.98亿元，大增28.4%!在保增长的背景下，财政如此增收的局面的确“喜人”。

　　但在这一数字的背后，企业和个人的感受恐怕并不好受。从财政收入结构来看，财政增收与非税收入的增长密不可分。今年1-7月，全国非税收入5207.06亿元，同比增长26%;1-9月，税收收入45057.56亿元，同比增长2.2%，但非税收入6461.31亿元，同比增长高达33.1%;1-10月，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1317.65亿元，同比增长4.7%;而非税收入7046.15亿元，同比增长33.8%。非税收入的持续高增长，说明财政收支压力向企业转嫁的趋势日益加快。

　　更可恶的是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还在不合适宜地宣传政府开设新的税种!日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9年年会上提出，将分阶段推进中国建立相关环境税制。其基本思路就是，用3-5年时间，完善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等其他与环境相关的税种，尽快开征独立的环境税。近几年热议的开征物业税，也是同样的例子。

　　虽然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需要引进这些税种，但公共政策的讨论需要考虑现实约束——时间、可行性和环境都必须纳入决策范围。如果不顾约束条件来谈增税，要么是公共政策研究上的低能，要么就是装傻，冲的就是加税目标去的。

　　这些学者和研究机构似乎忘记了，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应该是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只要一个数字上的GDP。但遗憾的是，在政府推动的很多刺激措施中，GDP数字的增长远比老百姓的财富增长更重要，这也就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体现在GDP数字上，而不是体现在国民财富的增长上，国富与民富被割裂开来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民不富，国亦难富、难强。我们在外汇政策上能大胆提出“藏汇于民”，为什么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不能同样提出“藏富于民”?

　　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国有现实性，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体系，而这个行政体系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资源。在行政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只有不断扩大财政收入，才能维持这个体系的昂贵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税负的国家。在《福布斯》杂志的评比中，中国大陆已经连续数年保持全球第二“税负痛苦地”的称号。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如果考虑政府财政收入、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社保收入等收入，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并正对中国的经济和消费增长产生消极影响。

　　安邦认为，中国的事向来十分复杂，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完成结构改革，不断改善市场环境，这无异于一个要实现多目标的复杂系统工程。但作为政策制定者，有着庞大资源配置权的政府部门，不应该轻易就把政策导向增税——这是降低中国市场活力和吸引力的下策。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是减税，而不是增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