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征碳税10年内，其对GDP的影响大概在0.4%左右，这一影响随后将越来越小，与此同时，碳税的减排效果将达到20%。

　　碳税实施不宜一步到位，从能源税过渡到碳税，更可行、更符合中国国情。

　　碳税征收目的不是增加税收，而是通过税收结构调整，引导能源清洁使用。

　　中国开征碳税已从“是否实施”进入“如何实施”的阶段。

　　作为一种污染税，碳税的主要功能在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这对中国实现减排承诺意义非凡。

　　然而，源于欧洲的碳税政策能否在中国顺利“落地”，并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重红利，还在于它与中国的经济现实能否更好地契合。

　　可以预见，碳税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冲击将远高于发达国家。

　　中国政府该如何舞好碳税这把双刃剑呢?10月中旬，南方周末邀请了这个领域的一流专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神华集团总经理张玉卓、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副主任李来来以及气候组织中国政策与研究项目总监喻捷，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时间越来越紧迫”

　　南方周末：碳税在中国几乎是一夜之间从讨论阶段迈入准备实施阶段，进展为何如此迅速?

　　姜克隽：碳税在国内的进展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原本以为至少要等到“十三五”期间，现在看来，“十二五”期间就很有可能开始实施。

　　目前关于碳税的进展与之前燃油消费税征收的路径有些相似——一开始由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等机构进行基础性的研究，然后成为财政部的课题，并在两年后开始征收。目前，碳税在研究层面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现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制定实施细则，并敦促决策者作决定。

　　张玉卓：碳税在欧美国家得到了积极的实施。但我想，国内不能也不会像很多欧洲国家那样激进，一上来就实施高额碳税。毕竟，国内目前主要使用的还是化石能源，煤炭在一次能源使用中仍然占到68%左右。从长久来看，碳税的征收应该是有必要的，但是近期来看，必要性不大。

　　喻捷：征收碳税的方向是明确的。碳税是一个关乎民生的产品，对该政策的便利性、有效性分析得越深入、模拟得越真实，决策就更为有依据。

　　李来来：中国开征碳税的时间表已经越来越紧迫了。美国已经提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从WTO框架来看，这是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但在气候变化协议框架下，这是允许的。如果我们自己先征收碳税，就可以通过WTO禁止双重征税的原则来阻断美国意图。反正出口受影响了，宁可我们自己收税，这个税还可以在国内补贴我们的企业进行减排。

　　南方周末：碳税实施既可以“一步到位”，也可以从能源税到碳税逐渐过渡，究竟哪种路径更适合中国?

　　姜克隽：从减缓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说，碳税是真正反映能源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可以刺激市场转向低碳的能源使用，但从实施角度看，碳税的实施可能要更复杂，面临的难度也更大。从研究者角度，我自然希望能够实现碳税的“一步到位”的思路，但从具体实施的可操作性来看，可能从能源税到碳税的过渡更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

　　张玉昆：美国曾经许诺在2050年前在目前基础上减排83%，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可能这个过程要更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40年还要增加，在实现工业化之前，能源消耗肯定要增长。可能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后，我们才可以和人家相提并论。

　　喻捷：这里有一个政策优先的问题：先调整能源价格、实现节能，然后实现能源结构的清洁和绿色，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更现实。对于发达国家里说，他们已经走完了这一过程。无论从理念接受程度还是从社会成本来看，从能源税过渡到碳税，可能更容易些。

　　李来来：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从能源税逐渐过渡到碳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源税的征收比较简单，碳税的征收更为复杂，需要相关制度的建立包括测量和核准，匆忙上马，可能会出现弄虚作假等问题。

　　强调“适度”和“公平”

　　南方周末：中国经济目前能承担得起实施碳税的成本吗?

　　姜克隽：根据我们之前的模拟分析，开征碳税10年内，其对GDP的影响大概在0.4%左右，这一影响随后将越来越小，与此同时，碳税的减排效果达到了20%。碳税的征收不是为了增加税收收入或者抑制企业的生产，目的是在于向低碳社会转型。如果5年后开始征收碳税，我非常希望现在就能公布征收时间表和税率，提前发挥警示作用。

　　张玉卓：不论是在国际市场上，遭受其他国家的碳关税贸易保护，还是在国内征收碳税，只要是征税，必然意味着增加企业的成本，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经济现阶段的发展。

　　以引导能源清洁使用为目的，适当征收碳税是可取的，但一定要适度，要考虑到企业和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与此同时，企业将相应的成本增加转移到能源价格上，能源价格上涨，必然意味着国民的福利受到损害。在征收碳税过程中，我们希望强调“适度”和“公平”。

　　李来来：目前瑞典的碳税全球最高，已经达到了0.08欧元/千克二氧化碳。但从实施碳税的几年来看，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低于1990年3.7%的水平，而同期的GDP增长则达到了25%。数字说明了一切。

　　南方周末：碳税的征收必然会导致某些工业生产部门产出的降低和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削弱，中国企业是否将受到更大的影响?

　　姜克隽：如果按照目前建议的碳税征收税率10元/吨温室气体排放量，1吨煤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2吨，即意味着1吨煤炭增加20元的价格。而目前的煤价从600-800元/吨不等。在碳税征收伊始，较低的税率，对于企业的影响都不会太大。

　　事实上，它更像一个信号，告诉企业：未来经济要走入低碳经济。对于企业来说，承担的压力主要来自市场的萎缩，这对于企业来说是最可怕的。

　　在碳税的实际操作层面，必须在征收伊始实施一些优惠和激励措施，以确保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碳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新增的投资。对于原有的投资，应该尽量采取措施弥补和稳定其收益，不致使企业承担太大的代价。

　　李来来：碳税的设计应该尽量缓冲实施碳税对行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对某些高耗能行业，也需要实施税收减免，尽管这会降低实施碳税的环境效果，但在特定的场合也是不得已之选。

　　但是，作为税收减免的附加条件，可以让高耗能企业与国家签订提高能效的自愿协议，这在很多国家已经证明是一条可以实现改善环境目标的有效措施。例如在丹麦，根据能源强度指标，制定了一系列对税收减免和返还的标准，并采用了渐进原则：如果碳税超过了增值税的1%，就要进行返还。在瑞典，政府则通过减少企业的所得税和对雇员的社会福利支出，来激励企业缴纳碳税。

　　南方周末：在选择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这两种市场手段时，中国企业似乎更青睐于后者，我们为什么还选择前者?

　　喻捷：相比较而言，碳税的执行成本较低，而碳交易的要求对于每一个企业的排放进行测量和核准，在欧洲，这一监控的过程可能要达到六七年才会获得较为准确的数字。对于仍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目前在有形产品交易上依然存在着较多问题，更何况“温室气体排放”这种更依赖于社会诚信和健全的法制体系的无形产品。

　　张玉卓：按照经济成本计算，我们应该看哪一种方法减排成本最低，就先实行哪一个。以CDM(清洁发展机制)为例，目前欧洲碳交易市场的价格为10欧元/吨，如果我们的减排成本低于这个数字，那意味着企业不仅可以减排，还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以神华目前正在实施的CCS(碳捕捉和储存)项目为例，其减排成本大概10美元/吨。这个数字与10欧元/吨之间的差距就是我们可以获得的经济收益。

　　取“高”补“低”

　　南方周末：企业和消费者的担心肯定会成为未来碳税实施的阻力，如何化解这一阻力呢?

　　姜克隽：碳税的目的不是要影响人们的生活，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碳税的设计需要特别考虑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对于低收入人群，我们提议了几种方法，包括减少个人所得税和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线等。

　　目前，我国的税收基数已经比较大了，因此碳税的目的不是增加税收总额，而是重点调整税收结构。我们希望能够实现碳税的“中性”，即有增有减，税收总额保持不变。

　　喻捷：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我们国家之前已经具备了很多经验，各种补贴手段都可以实现碳税政策的“中性”。现在，我更关心的是未来碳税可能会对高收入人群能源消耗的约束力比较弱。北欧国家的经验是——阶梯电价：即超出基准部分的电价呈阶梯式增长，消耗的越多，负担的费用越多。

　　针对企业，有一个例子值得我们注意：浙江政府近来设立了节能中心，由政府出资聘请专业的节能咨询公司帮助企业进行节能诊断和管理。这样的例子让企业看到政府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向低碳转型，而不仅仅是“收钱”，这对于减少来自企业的阻力也很重要。

　　南方周末：碳税对于环境税收体系的建立有何意义?

　　姜克隽：在环保部的推动下，一系列的环境税也将在近期逐渐出台，包括排污费以费的形式征收，都将进行费改税的改革。这一部分也有望在“十二五”期间实施。

　　张玉卓：针对污染物的征税和提高税收的比例是必要的。相比CO2温室气体问题，污染物的排放问题应该是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超越历史阶段。

　　喻捷：事实上，包括各种污染税在内的环境税应该比碳税更先征收，只有同步进行，才能更好地保证碳税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