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以后，我们的婚姻生活是与政治上的发展相结合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强调讲政治呢？因为当时的政治包含着品格，政治和品格是一致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陶春芳说，“因此，当你选择了一个政治上有保障的人，就几乎可以肯定他的品格也有保障。一个政治先进的人，意味着具有工作上进、品德高尚、热心助人等优良品性，这是组织给你鉴定过的。”

　　但是，随着政治运动日益走向疯狂，这种对婚姻的政治审查日益变味。在政治高度介入生活的年代里，每一个人的档案第一页都必须填上“家庭成分”，出身的“高低”成为验证你是否可靠的重要标准，这一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失去意义。

　　“文革对于婚姻的摧残，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政治运动中，夫妻可能被分为敌对的两派；另一方面是下放劳改中，如果夫妻不在一个单位，很可能被派到不同的地区，人为造成大量夫妻的两地分居和子女教育的荒废。找对象必须看出身，出身不好的青年终身都受影响。”陶春芳说。

　　你不是我们的同志，就是我们的敌人，当这种敌我关系被引用到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父子至亲之间可能一夜反目成为阶级敌人，政治运动的风潮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彻底提防和不信任，导致了许多夫妻的反目成仇和家庭破裂。“事实上，婚姻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说。

　　政治运动对婚姻生活的畸形影响，余音一直到70年代末期。在1978年要求重新修订《婚姻法》的各种提案上，许多人大代表提出，这是拨乱反正、让中国恢复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的需要。当时间进入80年代，中国人用了很长时间来凭吊那逝去的青春、亲情和爱情，一时间“伤痕文学”风行。而仅仅过去20年，但今天的年青一代看起来已经近乎荒诞。

　　1951年的包办事件

　　以革命的名义，8000个上了天山的湘女的人生大事成了共和国的包办事件

　　这是中国婚姻史中隐秘的一页，它未见记载于任何正史之中，仅有的非正式记载往往语焉不详，读起来更像一个民间传说。

　　1949年底，新疆和平解放后，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命令驻疆20万官兵垦荒屯田，扎根新疆，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但在地广人稀的边疆，20万驻军的婚姻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从1949年到1954年，新疆军区以“建设边疆”的口号，从湖南、山东、四川等地征召了4万多名女兵入伍，在征兵的时候，隐瞒了征召女兵的目的。在入伍后，女兵们不仅要面临恶劣的自然条件，从一穷二白中开创出一个能够适宜人的生存环境，还很快面临着组织包办婚姻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