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母亲徐瑞娥因一场意外丧命，经过漫长的等待后，郑长庚终于迎来法院一审开庭。昨日上午，西安市碑林区法院20号法庭的旁听席上，老少三代12名郑长庚家的直系亲属，坐满了法庭的旁听席。

　　80岁亲属从河南赶来旁听

　　提起1978年，姐姐徐瑞娥死于非命的事，郑长庚80岁的舅父，仍难平复内心的哀伤。得知案件终于要开庭的消息，老人在老伴的陪同下，连夜从河南赶到西安参加庭审。“我姐死得冤啊，几十年了，这么多年我们全家人的痛苦，别人是无法想象的。”说话时，老人双手不停颤抖。

　　郑长庚的妻子说，32年来，婆婆的遗像一直悬挂在自家客厅。每天看到照片，都会为无力为老人申诉而愧疚。

　　要求赔偿并道歉

　　上午10时30分许，郑长庚在法庭上代表其兄妹四人，对法院就此案在32年后开庭审理，表示感谢。他们请求法院判被告西安市第一建筑公司和西安市第一医院，赔偿损失52万元，并对死者家属赔礼道歉。

　　在陈述相关事实与理由时，郑长庚说，1978年2月24日，母亲和妹妹到第一医院探望生病住院的父亲，下午5时30分许，母女二人准备回家，两人经过从住院部到医院大门的必经之路时，被医院一栋在建楼房上掉下来的一根木头砸中，母亲当场身亡，妹妹也受了伤。

　　在此后若干年中，他们多次寻找政府部门，要求第一建筑公司对母亲的死负责，怎奈第一建筑公司拒不承认此事与己有关。这么多年，他们没有听到责任单位一句歉意的话，也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这让他们感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向作为一级国家单位的建筑公司讨要说法，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

　　两被告单位均否认有责

　　针对郑长庚兄妹四人的起诉，西安市第一建筑公司的代理人首先以个人名义，对此事的发生表示同情和理解。随后答辩称，原告所称的事实，只是自己一方陈述，没有相关证据证明。1978年，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为第一医院建造楼房，都是政府安排。医院与建筑公司之间只是业务关系，而非承包关系。此外，依照民法通则，此案已过诉讼时效，第一建筑公司对此事不负责任。

　　西安市第一医院辩称，在此次郑长庚将医院列为第二被告之前，其从未向医院主张过权利。事发后，医院已尽到救治职责，对死伤者进行了全力救治。此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案件应归于消亡。第一医院同时表示，此案的责任不在医院，而在承建方。

　　昨日，西安市第一建筑公司相关人员也表示，32年前发生的事情，即便是事实，那些经办人也去世的去世，离开的离开，他们调查后，发现郑长庚所说的事情难以考证。西安市第一建筑公司表示，这件事情必须靠证据说话，他们也只认证据。

　　郑长庚被获准三周时间准备

　　随后的案件审理期间，虽然郑长庚向法院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但这些证据都是30多年前取证的，法庭依照法律程序，要求必须由出具证据的相关证人出庭，来证明证据的真实性。郑长庚提出，当年的这些证人，如今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因工作调动，已经很难再找到，请求法院准予一定举证时间。

　　由于郑长庚对庭审程序不够了解，对应向法庭提交的相关证据未能准备充分，对52万元的赔偿要求也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列明其包含内容的明细，起诉书中只是提到精神赔偿，而没有具体数目，法庭同意给郑长庚三周时间，让他将相关内容准备充分后再次开庭。

　　昨日中午12时30分许，经近三个小时的审理，法庭宣布休庭，择日继续开庭。

　　专家观点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教授高在敏认为

　　案件特殊可参照现今法律执行

　　昨日，庭审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民商法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高在敏，他从30多年来法治环境的改善、该案适用的法律等方面谈了自己的观点。

　　高在敏说，“1978年，我国法律还不多，‘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想在老百姓中占主导地位，遇到事情后，很少有人会想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拥有了一套健全的法律体系，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

　　站在今天来看，建筑工地的木头坠落砸死人，损害发生了，侵权方理应承担法律责任，做出相应赔偿。可这件事情发生在32年前，结合当时的环境，我们就要考虑，第一，法院对此案该不该受理?第二，今天开庭审理此案，应该依照什么时候的法律?第三，抚慰金的标准参照何种依据?

　　“这件事情发生在1978年，当时这种民事案件，立法是空白的，那时要追究损害赔偿，根本无法可依，公安、法院没有得到法律的授权，不敢冒然断案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法律健全了，人身损害赔偿有法可依，碑林法院重新立案，审理这起32年前的命案，这种负责的态度值得肯定。郑长庚执着的维权精神也值得敬佩。”

　　高在敏称，过去发生的事情，原则上不能适用现在的法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前事不适后法”，但并不是绝对的，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该案可以参照现今的法律制度执行。至于抚慰金的数额问题，高在敏认为，应该参照事发时的物价、收入水平，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再做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