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挺身而出，以良知作证，却被迫四处躲藏，这样的悲剧并不鲜见。首先需要制定证人保护法，从法律上保护证人。

　　2006年，在浙江宁波做小生意的肖敬明为一起杀人案作证，之后遭到报复，不得不东躲西藏，四处流亡。女儿也因此辍学。为此，肖敬明感慨“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决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了!”(9月3日《中国青年报》)

　　证人挺身而出，以良知作证，却不能全身而退，被迫四处躲藏，慨然而叹“作证是蠢事”。这种悲剧不是孤例。

　　《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证人出庭率普遍偏低，一般仅在5%左右。原因何在?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

　　证人的信息是谁透露的?8月29日《浙江法制报》报道了另一件事：小李举报一伙人聚众赌博后，竟然遭到了被举报人的敲诈。秘密举报是如何变“公开”的?原来是一协警利用职务之便透露给被举报人的。

　　当前，国家对证人保护的规定并不是付之阙如，但尚有两缺憾，一是对证人的保护机制不健全，侧重于事后保护，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保护存在欠缺，二是对泄露证人信息的问责力度还不够。

　　日前，重庆市检察机关推出密室举报措施，对举报人进行24小时临时人身保护等措施。再朝前追溯，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出台《证人保护工作规定》，将保护分为三个阶段，即庭前保护、庭审中保护和庭审后保护。

　　所有这些规定都是对保护证人所作的制度性努力，但还不够，个案不具备普遍性，必须由个案推动法律的健全和完善。在去年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呼吁制定“证人保护法”，但是迄今为止，未见积极呼应。而在一些司法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一般都有证人保护法。譬如，美国有《证人安全改革法》和《被害人与证人援助守则》，英国和澳大利亚也有《证人保护法》。在证人保护法中，不仅严格保护证人的安全，还对证人提供一系列服务。由此可见，当前，为证人权益计，我们应顺应时代趋势，把制定证人保护法规提上日程，不仅从法律上保护证人，还应提供相应的服务和补偿，同时，严厉追究公权力部门泄露证人信息的责任。其次，徒法不足以自行，还须让法律发挥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