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最近引述一项最新研究，称“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也就是说，七成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来自省会和大城市的“蚁族”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 “贫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

　　在“富二代”享受了一段新闻热点后，“穷二代”的问题也浮现而出。应该说，“蚁族”并非“穷二代”中最底层的。毕竟其主力是大学生。不过，在世界范围看，教育一直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最有力武器。大学更是穷人的进身之阶。“穷二代”上了大学或大学毕业后成为“蚁族”，和这种普遍规律相抵触，凸显了我们社会的危机。

　　作为比较，我找到一组美国的数据。这个数据分析的是1976年入学的大学生在1994-95年期间的年收入。这些学生按入学时的家庭收入等级分为四组，第一组是出于美国收入最少的四分之一家庭，属于最底层；第二组则是在来自最底层之上的另外四分之一家庭，属于中低产；第三组则是出于位居这两个阶层之上的四分之一家庭，算是中高产；第四组则算是“富二代”，来自美国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家庭。这些背景不同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十五年左右，年收入依次如下：来自最穷家庭的学生为67490美元，来自中低产的学生为75010美元，来自中高产的为73614美元，来自最富家庭的学生，则达到85842美元。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美国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流动已经赶不上欧洲国家。《经济学人》早就指出，“穷二代”、“富二代”凝固化的阶层分化，在美国比在欧洲严重得多。第二，在1976年时，以“种族平权”为目标的“积极行动”已经在大学录取中产生影响。特别是一些黑人学生，享受着某种倾斜性优惠政策，进大学时功课比其他学生差一些，并且由于在大学前缺乏良好的教育，又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在学习习惯和对付大学生活的经验上，都有明显劣势。这些人主要集中在最穷的一组中。他们毕业时的平均水平确实比其他学生低。

　　不过，尽管如此，这些学生毕业十五年后的平均年收入仅比中高产阶层低8%多一点，大约六千多块，比最富的学生低20%多一些。而中低产的学生，平均收入居然超过了中高产的学生，比最富的学生来也不过低12%多。普林斯顿前校长William Bowen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贫困学生除了上大学前的教育劣势外，上学期间总要半工半读，功课受到很大影响。另外，毕业求职，在更高的阶层没有任何关系门道，到处吃亏。更不用说偿还学贷的压力使他们难以在工作后进行“资本积累”、对自己的未来进一步投资。想想看，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都是通往高薪之路，但学费不低。你刚毕业背一屁股债，怎么可能在这条路上和富家子弟竞争？所以，William Bowen大声疾呼：要加强对贫困学生的奖学金支持，改变“穷二代”、“富二代”遗传的格局。

　　应该说，美国这组数据，在美国不是个光彩的数据。凭你老子富，你就应该比人家穷孩子多挣20%吗？这触犯了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但是，多少中国的“蚁族”能指望有“富二代”80%的年收入呢？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贫富分化也在世界最严重之列。但是，从大学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上考查，中国即使比起美国也怕是相差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