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时报》3月26日报道：13岁男孩赵某在强奸一14岁少女后，因未达法定而被公安机关很快释放。后被害人亲属将赵某告上法庭，法院依法判决赵某向被害人赔偿医药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9000余元，由其法定监护人履行。但就在判决书下达一周后，赵某竟夜闯被害人家，当着女孩的面将其母杀害。后经黑龙江省公安厅批准，赵某被处劳教1年零6个月。

　　此事引出了一个争论较大的话题，那就是随着犯罪低龄化的出现，要不要降低中的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我不赞成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解决此问题，因为：第一，将少年犯的覆盖面扩大，只会增加监狱、看守所的压力，使这些场所变得“人满为患”；第二，刑法主要立足于对行为人过去行为的惩罚，对犯罪少年不应采取简单的惩罚，而应采取区别于惩罚成年犯人的教育、矫正措施；第三，少年犯罪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过度依赖刑法不仅难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反而会使人忽视其他一些更为有效的措施。

　　但是，保卫社会、保护公民是国家和法律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少年犯罪作案手段的日趋成人化、少年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日趋增大，我们不能因其未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能定罪判刑就将其一放了之，而应树立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要采取措施，使那些对社会具有危险性，并且已经通过其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少年犯，与社会得到必要的隔离；二是这种隔离不是像成年犯一样的惩罚，而是教育和矫正，并且必须通过正当的程序使其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因不满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的，应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该规定在实践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什么是“必要的时候”，并不明确，由于经费不落实等问题，导致大多数此类犯罪少年被一放了之，而家长或者监护人的管教又无人监督和协助。二是收容教养的程序不规范，目前通行做法是由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审批，送劳教所，但我们知道，劳动教养和收容教养在适用对象和管理方式上是不同的，如劳动教养的年龄应是16周岁以上，因此前述赵某被处劳教1年零6个月严格来说应是错误的，因为他低于16周岁。三是收容教养的期限为多久，没有规定，实践中随意性较大。

　　根据国际上的一些通行做法，建议对我国的少年收容教养制度以现有刑法第17条的规定为基础，进一步细化立法，并做如下方面的改革：首先，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犯罪少年，在其犯罪带有严重暴力性倾向的表现时，不能随便交由家长或者监护人管教，只能收容教养，即使对于那些经过评估后可以交由家长或者监护人管教的少年犯，也应当明确家长或监护人的具体职责，并由公安机关监督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