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陷害教唆与诱惑侦查特别是警察圈套常常难以区分。警察圈套、诱惑侦查作为特情侦查方式在我国侦查实践中大量地存在，但至今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相应地也就没有法律的严格规制，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 [21]所以，严格区分陷害教唆与警察圈套、诱惑侦查，将陷害教唆犯罪化，对警察圈套、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和程序控制等方面在法律上作出明确的规定，是“国家法治原则的迫切呼唤” [22].
首先，诱惑侦查是指侦查人员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23]它并不等同于警察圈套，二者更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前者涵盖了后者的含义。有学者参酌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将诱惑侦查分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虽然国外学界对这种分类的标准仍然存在着“主观标准说”与“客观标准说”的激烈争论 [24]，但这种研究思路还是可取的。据此分类，警察圈套应当归类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它基本上是违法的，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则基本上是合法的。所以，必须注意警察圈套与诱惑侦查的区别，从而对二者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
其次，如前所述，与陷害教唆有着“天然联系”的是“警察圈套”，甚至说陷害教唆发端于警察圈套也不为过。 [25]警察圈套是英美法系刑事辩护规则中合法辩护的理由之一，它是指在侦查过程中，警方设置侦查陷阱，对并没有犯罪意图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主动、积极的刺激行为使他在强烈的诱惑下产生犯意，从而实施犯罪行为，受到刑事追究。在警察圈套中，实际上原本并不存在有犯罪倾向的嫌疑人，而是侦查人员的行为在整个案件中起了主导作用，是在制造犯罪人，这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人格尊严和人权，与法治的基本理念相去甚远，因而其合法性与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在美国，类似的侦查方式曾被广泛运用并为法律所允许，但后来受到了质疑，认为它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4条，构成非法搜查罪。 [26]在这种“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常常会涉及到诱陷教唆，也即采用诱人入罪的方式来获取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追究的证据。这种方式获取的证据通常不能取得合法性，被告人可以以“警察圈套”作为免罪辩护的理由。但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主体条件：教唆者必须是警察或其他司法人员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一般公民实施的陷害教唆不能作为免罪辩护的理由。2.客观条件：教唆者以积极的行为诱使被告人实施犯罪，他们不仅仅是提供了犯罪机会。3.主观条件：被告人的犯意并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在教唆者的强烈刺激下萌发的。在警察圈套作为免罪辩护理由的情形下，教唆者有无刑事责任呢?在美国，警察不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时教唆者才不负刑事责任，即(1)犯罪行为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显著损失。(2)警察没有实际参与犯罪活动。(3)诱陷行为事先得到了符合法定程序的批准。 [27]
笔者认为，警察圈套虽然也采用诱陷教唆的方式，但是它与陷害教唆有着显著的区别：1.主体条件不一：陷害教唆可以由任何人实施，是一般主体;警察圈套的设计者只能是特定主体，即只能是警察或其他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2.主观条件迥异：陷害教唆者是为了陷害他人而实施教唆行为;而侦查人员实施教唆行为是为了侦破重大、疑难案件，不具有陷害他人的主观恶性，也不追求所教唆之罪危害结果的发生。3.对被教唆人的要求不同：警察圈套必须是教唆了原本无犯意的人实施犯罪方可成立;而陷害教唆的被教唆者原本有无犯意或者有无前科均在所不问。4.有无经过法定的批准程序不同：警察圈套是一种侦查行为，一般需要经过法定的批准程序;陷害教唆是一种犯罪行为，不可能因为其他人的同意而免责。所以，对于陷害教唆与警察圈套应当严格区分、区别对待，对于陷害教唆以入罪处理为宜，而对于警察圈套的教唆者(即侦查人员)不宜一律以犯罪论处。但是由于警察圈套本身具有侵害“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嫌疑，故而应当严格限定警察圈套的适用对象、主体范围、批准程序等等，并应当尽可能避免使用，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对于警察圈套的设计者免于刑事处罚的条件也应当从严把握，相比较而言，笔者更赞同英国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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