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法律制度中有关见危不救的法律规范与唐律大体相同。如《宋刑统》卷28“被强盗邻里不救助”条云：“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在“将吏追捕罪人”条中载：“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利助者勿论。”卷27中有“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的惩罚措施。

    宋以后至清，许多朝代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明律中有：“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不即阻当、救护，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注释]《大明律》卷19.>[注释]清代法律规定：“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拿者，杖八十。”[注释]这些规定都有对见危不救者予以惩处的思想。

    总之，自秦代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制定了对见义不为者予以严惩的法规。探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见危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不但与封建的伦理道德不相合拍，更不利于弘扬正气、惩治邪恶。长此下去，还会造成邪恶势力抬头，道德出现论丧，民众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种消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有鉴于此，各朝统治者都制定了相关的法令法规，以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

    三、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措施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为了能在社会中树立一种弘扬正义、惩治邪恶的社会风气，许多朝代的统治者都颁布了对见义勇为者给予奖励的法令，甚至像秦、宋、元、明、清等朝代还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写进了国家的法典之中。

    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实施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政权。在新发现的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一篇里，即有“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的规定。[注释]也就是说，凡捉获逃亡的盗贼，若其身上携带钱财，钱物归捕者所有，以奖励捕者，不过这时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还不是由政府出钱，而是从罪犯身上获取。

    隋文帝时期，由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白日里经常发生抢劫盗窃现象，文帝问群臣禁断之法，未等大臣回答，隋文帝便想出了办法。他下令：“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业产，以赏纠人。”[注释]这种办法果然奏效，一月之间，“内外宁息。”但是，隋文帝的这项措施给人感觉似乎缺乏见义勇为的含义。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代政府正式颁发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给予奖励的法令。其内容是：“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并共盗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赏例”。[注释]开元时期的这项法令开创了国家对见为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先河。

    宋代沿袭了唐玄宗开元时期的规定。《宋刑统》卷28记载了宋朝时期的《捕亡令》，因与唐代相同，此不重述。宋真宗景?潭?年（1035年），为了从快从重打击抢劫盗窃犯罪分子，北宋政府特颁布了奖赏令。“能告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注释]号召人们起来勇于揭发盗窃杀人的罪犯。

    此外，在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金政权中，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更定品官及诸人亲获强盗官赏制。”[注释]说明金代亦曾实行过对见义勇为、捕获强盗给予奖励的办法。

    元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元代的法律典籍《元典章》、《通制条格》等文献中，曾有多处记载了官民捕获盗贼，政府给予奖励的条款和事例。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就颁布过奖赏令：“诸人告或捕获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一名二十五贯。应捕人告或捉获强盗赏钞比诸人减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财产不及，官司补支。”[注释]以后，元朝许多皇帝都参考了上述规定并付诸实施。如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成宗下令放支捕盗赏钱，“诸人告获强盗，每名官给赏钱至元钞五十贯，窃盗二十五贯，亲获者倍之”。若有获贼起数照勘明白，“无准折争功之人，必合理赏者。令本处就放横取赃罚钱内给付。如不敷，于际留年销支，持钱内补支，相应为此。”[注释]元仁宗时，针对地方官府拖欠捕获盗贼赏钱的情况，中书刑部在皇庆元年（1312年）十月下达命令：“捕获强窃盗贼，赃伏已明，许令有司随即赃罚钱内支赏，庶使人肯用心。”[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