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种新型的腐败动向颇值得警惕，这就是所谓的“权力期权化”现象。如《现代金报》近日报道，浙江省某县级市的房管办负责人在位时，利用自己的关系，将市区黄金地段大片土地出让给某民营企业主，该企业主因此拥有了亿元资产。该负责人退休后，被聘为该企业干部，年薪三十万元，高级住房一套，并且每年拥有几万元以内的请客送礼签批权。

　　前不久，浙江省政协委员杨扬就针对这一现象提交了《领导干部“期权化”现象应引起重视》的提案。他说，领导干部“期权化”就是某些有职有势的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权力和影响，合法和不合法、合理和不合理地为某些企业、个体老板、外商牟取非法利益，为了保护自己，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查处，他不图眼前的直接回报，为日后退休、下海以后牟取更大的利益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旦退下来、或辞职以后即到自己关照过的单位任职，收益十分丰厚。

　　毋庸置疑，“权力期权化”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它是将期货交易的市场行为引用到政治上来，使官员的滥用权力的行为转化为一种可期待利益，这种利益在官员退休、“下海”后兑现。虽然这种行为不像有些贪官那样一手办事、一手要钱，官员没有在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的同时马上取得钱物，但是利用权力为他人不正当谋利仍是对权力的滥用，妨害了权力公平、公正和廉洁的行使，破坏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秩序，使权力异化，沦落为官员和不法商人进行交易的商品。这种将来获得钱物的做法与马上进行钱权交易的做法并没有本质区别，其目的只是为了逃避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查处。

　　“权力期权化”现象的出现，渊源于权力具有扩张和易腐的特性。权力具有扩张性和易腐性，这是古往今来颠扑不破的真理，掌有公共权力的人只要不受监督和制约，就会将本应为民众服务的权力转化为谋取自己私利的工具，孟德斯鸠就说：“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权力进行扩张和寻租有两个维度：一种是权力在管辖的范围和领域的扩张和寻租，这是权力在空间上的寻租和扩张；另一种就用现在滥用权力的行为与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做交易，这是权力向时间寻租和扩张，即“权力期权化”。

　　“权力期权化”现象的出现，也跟我们当前反腐败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些年来，中央反腐败的力度一年比一年高涨，官员感受到了在权力寻租中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前些年，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敢说：“到我这一级的干部没人管了。”如今，不仅是厅局级干部有人管，省委书记、省长落马的也不在少数。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官员不甘心放弃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利益寻租，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寻租中遭致的风险。而权力向时间寻租和扩张――“权力期权化”正好满足了这些官员的需要，因为，“权力期权化”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官员在职时利用权力在土地审批、项目审批、协调融资等方面为一些企业谋取利益，但其并不在在职时收取钱财，而是在“下海”后到管辖地区的企业任职得到车子、房子和股份等特殊待遇，这种待遇的获得往往使人不容易与其在职为该企业谋利产生联系，并且这种待遇与其在该企业任职付出了劳动获得的合法收入搅在一起，难以分别。隐蔽性和欺骗性让权力寻租被打击的机率大大降低，因而这种低风险的寻租和扩张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官员亲睐。

　　然而，要打击这种“权力期权化”的腐败现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一，反腐败机关太多盯着的是现职官员，而退休、下海官员的各种行踪不为他们所掌握，容易逃脱监管的视野；其二是由于时过境迁，要找出官员当初行使权力的行为与今天获得各种钱物的行为有必然联系有较大的难度；三是现行的法律存在漏洞，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在一个司法解释中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但是，事实上许多官员和不法商人之间在事先并不约定，而是双方心知肚明，官员在职为商人谋取利益，商人在官员退休、下海后自然而然投怀送抱，而且这种商人回报官员的利益与官员在其企业劳动获得的合法收入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对于这些情形法律并没有进行有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