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从刑事诉讼的目的，论述了刑事审判角色的正确定位，反思了我国刑事审判角色与诉讼模式的冲突，阐明了解决冲突的几个具体构想。
关键词：刑事审判角色、诉讼模式、冲突、反思

一、刑事审判的角色定位
    刑事审判目的是一个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关键，决定一系列的诉讼原则和具体规定。不同国家和一个国家在不同社会时期，由于价值取向或选择上有不同的原则和侧重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刑事诉讼目标模式。我国1979年刑诉法将准确及时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惩罚分子作为公安、司法机关所要致力完成的任务，惩罚犯罪分子、保障刑法的及时实施目标得到强调，而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刑事诉讼的公正程序等目标受到忽略。修订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确立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等一系列新原则，实现了刑事诉讼模式从“纠问式”到“控辩式”的重大转变。在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并生效前，被告人在法律上不应被视为有罪。新刑诉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从重打击轻保护，开始转向刑事诉讼首先通过公正的程序实现程序正义，进而实现实体正义的刑事诉讼新阶段。
“控辩式”刑事诉讼模式的确立，确定了人民法院和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中立性”裁判地位。但是，我国社会公众心理和具体的刑事诉讼模式，并没有及时根据“控辩式”刑事审判模式作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刑事审判角色与诉讼模式产生严重冲突，极大影响到法律的正确实施。
二、刑事审判角色与诉讼模式的冲突
    （一）“流水作业式”刑事诉讼使审判难免迎合社会心理需求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起诉、审判，是前后紧密衔接、互不隶属的三个独立阶段，整个刑事诉讼构造是一种“流水作业式”。侦查、起诉和审判机关在三个不同的诉讼阶段，就象车间的三个操作员，各自在流水线上进行着不同的操作。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各种社会压力最后聚集于审判机关，难免审判机关为了迎合社会公众心理需求而作出判决。
     当发生一件后，如果没有发现行为人，或者发现后因不足还没有抓获行为人，人们可以理解和接受。但当公诉机关向法院提起指控后，人们期待着诉讼的正常进行，社会公众心理习惯于定罪判刑是前期刑事诉讼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审判结果是审判前侦查、起诉工作的最后认定，侦查、起诉机关也希望自己的工作得到审判认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定和实践操作中，过于注重各机关的相互配合，致使审判承受着其他刑事诉讼参与机关和社会公众心理需求的双重压力，有时审判机关为了迎合这种需求，而降低审判标准。
     （二）事实认定的逆向性导致审判思维的惯向性
     在刑事诉讼中，审判思维方式与侦查、起诉思维方式应存在巨大差别。一件刑事案件发生后，犯罪事实已经客观存在，侦查机关的职责是针对已经存在的事实，通过刑事侦查方式和手段，去搜集证据、抓获嫌疑人。由于客观事实的不可逆转性，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只能是永远难以实现的理想，侦查的思维模式是首先假设推定成立，然后证实或排除假设，思维模式是首先存在结果。起诉机关的职责是在侦查的基础上，对被告人提起指控，其指控职能决定了公诉机关的思维模式是希望自己的指控能够成立，得到审判机关的认可。
    审判的基本要求是排除一切合理性怀疑，审判的中立性要求审判不应受外界干涉，在判断证据的基础上，独立得出事实认定，从而进行定罪处罚。但是，实践中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公诉机关向法院提交带有详细犯罪事实的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某罪，要求根据那一条法律定罪处罚。审判机关只是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和要求，通过开庭审查判断指控是否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证据能否达到确实充分。这种诉讼模式使审判机关先得到基本的犯罪事实，形成了犯罪事实认定思维的逆向性。这种先有结果的审判模式，因思维的惯性，容易导致审判人员的先入为主，形成审判人员对被告人确实有指控犯罪行为的初步认识。这种诉讼模式最大的弊端，是形成审判走过场和审判对指控证据审查不严，降低审判标准。
    （三）控辩双方的势利差异使审判中立发生倾斜
    在控辩式刑事审判模式中，控辩双方地位在法律上应是平等的，但是在审判实践中，公诉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诉讼职能过于得到强调和重视，处于与控方对立地位的辩方，明显处于弱势。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大多数被羁押，人身自由受到严格的约束，其自行辩护权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被告人自己根本不能去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侦查、公诉机关有国家作坚强后盾，拥有强大的刑事侦查权，而辩护律师进行调查有些得经过有关机关的批准，还得被调查人的同意，被告人和辩护人的地位根本不能形成与控方相抗衡的局面。同时，特殊的管制环境，使被告人自己也形成自我认为有罪的心理意识，在审判时根本不敢与公诉人真正进行辩论。控辩双方地位的巨大差异性，导致本应保持中立的审判发生倾斜，明显地倾向于公诉方。
    （四）控监不分导致审判机关担负双重角色并容易发生混乱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对被告人提出指控，在审判中检察机关承担公诉的角色，指控能够成立是其根本的追求。在刑事审判中，检察机关希望其指控能够全部得到法院的认可，检察机关还是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审判进行法律监督。这种控诉权、监督权都集于检察机关的诉讼模式，导致法院在检察机关面前承受双重角色的压力，不但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进行审理，还得接受公诉机关的监督。强有力的监督权，容易导致监督者意识上的控制欲和被监督者的迎合心。审判机关怕自己的工作有疏漏被检察机关抓着，因而在审判时难免存有潜在的屈从意识。法院在检察机关面前的双重角色，在审判中容易发生混乱并错位，其结果是形成审判与公诉达成默契，形成事实上的统一战线，在审判中法院降低对指控证据的严格要求，从而影响审判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五）审判对象的错误认识导致对被告人权利和地位的忽略
    在“控辩式”刑事审判方式中，被告人是一方独立的诉讼参与人，享有众多的诉讼权利。刑诉法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审判的任务是对公诉机关提交的指控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因此，审判的客体应是证据，并不是被告人。在审判实践中，错误地认为被告人是审判的对象，是当然的犯罪承担者，其表现是经常出现不但公诉人还有审判人员对被告人进行严厉讯问和训斥的情境。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地位得不到认可，应有的权利受到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