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刑法以惩罚犯罪为己任，在实践中往往会导致国家刑事权的膨胀和滥用，进而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与此同时，鉴于刑法所使用的是非常严厉手段，一旦滥用，就会对公民的权利产生至巨的伤害。因此，如果国家的刑事追诉权不能予以适当限制，每一个公民均会被刑罚惩罚的阴影所笼罩，生活在不安的环境之中，其生活品质一定会大大下降，本来所向往的快意人生，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再从刑法的目的上看，惩罚犯罪就是为了使公民获得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如果这种惩罚反而使公民产生新的恐惶与不安，也有违于刑法的本意。所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出现，社会公众也强烈要求国家在惩罚犯罪时应当有所节制，不得为了惩罚犯罪而惘视公民的合法权利。

　　勿庸置疑，刑法的保障功能自刑法产生之时业已存在，但同样不可否认，刑法保障功能是随着人们对社会、国家、公民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入而逐渐被重视的。在帝王言出法随、官吏擅断罪刑的年代，刑法的保障功能几乎被完全忽略，成为刑法发展史上的黑暗时期。直到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当人们认识到国家必须实行法治的方法进行统治、公民的权利需要特别予以保障之时，刑法的保障功能才被慢慢突显。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刑法的保障功能又随着法治与人权概念的日益成熟而发扬光大，到目前，已经成为现代刑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价值取向。

　　（二）刑法保障功能的要求

　　既然刑法具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那么如何才能将这一功能在实践中予以实现呢？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应当注意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刑事立法活动中，应当坚持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则，凡是没有必要使用刑法手段处理的行为，不要轻易予以犯罪化。这样，就能保障刑法惩罚的是那些真正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刑事领域给予公民尽可能大的自由空间。因此，那种发条繁杂、公民动辄得咎的刑事立法，是刑法保障功能的观念相悖的，也是我们的刑事立法所不倡导的。

　　其二，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国家不得对没有构成犯罪的人进行刑事追究，也不得对构成犯罪的人进行法外追究，即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判刑；对于构成犯罪的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追究，并且在追究的过程中必须保障其人格的尊严和其他合法权利。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刑法既是惩罚犯罪的工具，也是保障非犯罪公民的武器，还是保障犯罪公民合法权利不受国家权力过度干扰的一个屏障，其意义实在非同小可。

　　除了在观念上树立刑法保障的观念之外，在制度上同样需要予以贯彻。在现代国家的刑法乃至国际社会的有关人权保障的文件中，均明确规定了一个原则—罪刑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