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一时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已经停止，这个消息得到了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的亲口证实。在20日当地居民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谭应华表示：“以后垃圾处理以某种方式落在什么地方，要形成共识，要大多数周边的人同意才行，这个比例要达到75%。”(12月21日《广州日报》)

　　不管这个项目因何落得如此收场，区委书记这番话都明确传递出一个信息：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政府部门终于回到了行政运作的常识层面。这个行政运作的常识就是，无论政府部门干什么事情都不能违背民意，否则即便做成了事情，也会面临任人谴责的尴尬处境。

　　政府是民众的代理人，政府部门不顺从民意，最终不可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当然，民意的表达还需要一整套程序机制来保证，要不然究竟是代表民意抑或强奸民意，还有得吵呢。垃圾焚烧发电厂也好，拆迁工程、水价听证会也罢，许多类似的公共项目和政府工作实际上都是在民意机制上出了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程序不民主导致了结果不公正。政府部门连起码的民主程序都不走，再加上各种利益掺杂其中，能让老百姓满意吗?不无荒诞的是，偏偏在这些事情上，有些政府部门还要高举民生工程的旗帜，来打压正常的民意表达。已经被停止的这个“垃圾”发电厂项目，就是其中一例。

　　如何体现民意，顺应民心?其实也简单。一方面就是像番禺区委书记所说，在涉及公众利益问题上，让当地民众参与进来，达成共识(即形成多数人的同意)。另一方面，要借助媒体等舆论监督机制，检验讨论结果或达成的共识是否真正体现民意。可以说，只要从议事程序和舆论监督上把好关，政府行为不仅能够取得公众的谅解和同意，也可防范利益集团或不法官员浑水摸鱼、借机渔利。

　　具体来讲，垃圾焚烧发电厂要不要建，或者建在哪里，并非问题的关键。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非此即彼——即不是损害这部分民众利益就是伤害另一部分民众利益——的选项。即便这样做可能损及一部分公众的利益，说到底也不是公众赞同或反对的根本理由。老百姓不会不明白，不进行垃圾处理的话，到头来自己还得面对“垃圾围城”的后果。所以，这里涉及的是政府行政运作的正当性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所应确立的原则就是：宁可损害“政府利益”，也不能在老百姓头上动土。

　　比如，在垃圾焚烧厂的选址问题上，日本就确立了这样一些程序性原则：一是远离居民聚集区;二是坚持信息公开，将选址方案公之于众;三是引导市民参加选址工作。远离居民区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损及民众利益。信息公开和市民参与，则是通过民意机制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同意。据称，日本某地有一次经过民主决策，最终确定把一家垃圾焚烧厂建在刚落成不久的市政办公楼附近。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想像的。可事实就是这样，只有不违背民意，才称得上是民生工程。

　　当初，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遭到当地数十万居民的极力反对，这并非老百姓爱搞事，而恰恰是政府部门忽视行政运作的正当性所致。现在看来，当地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愿这个案例能够让各级政府部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