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份名单引人注目——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

　　这是一份极具中国特色的院士名单。的确，科研院校的领导中卧虎藏龙，不乏学富五车之人。但是，跨界通才作为个案引来的是敬佩和艳羡，而以团队形式出现招致的就是议论和批评了。道理不难想象：专家，顾名思义要专，做学问惟专心、专注才有成就。官员、领导的本职工作也是很需功力、精力的，要尽职尽责当好官，恐怕就很难在学术上有充分的投入。

　　相对有人大骂两院向“高官俱乐部”蜕变是“权力在狂欢”，是官员们挤压和掠夺了本应属于真正学者的珍贵资源和无上荣耀，我倒觉得，官当院士主要源自学者当官。“仕而优则学”的现象固然令人忧虑，但“学而优则仕”更是深入骨髓的痼疾，它所造就的庞大的学官群体，是导致今天官员院士大面积出现的根本原因。

　　古往今来，金榜题名是无数文人学子的梦想，意味着获得认可和权力。“官本位”的传统如今依然深深根植于我们或不自知的意识里。专家学者，不混个一官半职似乎就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就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当领导的如果不给业务骨干、学界精英一个身份，似乎就不能慧眼识珠;而社会给予官员(抑或是权力)的支持、优惠也要远远大于给予学术尖子的。

　　这样的思维定式，长时间影响着中国学术界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分配——行政上的权力，意味着大量的科研经费以及各种唾手而得的利益。这样的权利关系诱使和迫使大量的学者甘于去做一些琐碎的行政事务，甘于以学术时间的牺牲为代价，去换取官职背后的权力;也方便了一些在学术成就上没有什么造诣的官员利用权力在学术上实现双赢。因此说，学者挂上行政头衔既符合传统价值观，又是在现实社会中谋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必要条件，也满足了院校塑造学者型领导的需要，何乐而不为?

　　无往不利的权力之剑造成了中国学界中学术与权力的纠结不清。而在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学术界中，某个学者一旦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将不再从事教学或研究，这几乎是一个通行规则，以此避免行政力量以权力瓜分教育资源。在学术界，只有当行政权力不再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行政领导与学术权威各自享有应有的权力，各司其职，学官群体才能日渐缩小，官员院士的方阵才不再会如此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