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雾像雨又像风的

　　涨价理由

　　自2010年1月1日起，济南将调整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面对市民关于“涨价的钱用到何处”的质疑，济南市物价局局长孙建民称，此次价格调整是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调整，所增收入全部用于污水处理而非弥补供水成本。(12月27日《齐鲁晚报》)

　　姑且不论涨价的合理与否，先假定涨价没有任何问题。在这一前提下，问题的焦点就应该是“涨价的钱到底用在何处”、能不能实现“专款专用”。按照当地物价局的解释，涨价后所增收的收入全部用于污水处理而非弥补供水成本，是因为虽然此次水价上涨的原因之一是水业集团亏损，但亏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应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加大政府支持、加强企业管理来实现，所以，此次水价调整不考虑上调基本水价，只是按照省政府的规定，对污水处理费作出调整。

　　问题是，如果水业集团的亏损有多方面的原因，甚至很多可以归咎于体制弊病、管理效率低下等，那么污水处理厂的资金缺口账，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整个集团都存在类似问题，其中的一个分厂有什么理由能够撇清干系?所以，就像由于亏损而上调水价需要公开运营成本一样，上调污水处理费用，同样需要公开污水处理的运营成本。没有这方面详实并且可查的数据，仅由涨价方单独公布一个资金缺口数据，就作为涨价的理由，这对于涨价方来说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对于信息不对称的公众来说，完全不掌握第一手数据，自然无从对涨价进行实质性的辩驳，于是，就只能拼命寻找程序瑕疵。

　　按照当地物价局的解释，目前污水处理费由市水业集团和水利局两家单位代为收缴，之后上交市财政专用账户，“专款专用并在适当的时候向市民公开使用情况”。一句“在适当时候向市民公开使用情况”，传递出两层意思，一是公众之前并不知道污水处理费的使用情况，二是什么时间向市民公布还是一个未知数。

　　调价前不知道“亏损企业”的真实运营情况，调价后也无从监督“亏损企业”涨价所得款的具体使用情况，这种情况下，不管有没有听证会，公众都是“两眼一抹黑”，无论公众再有怎样的学识，在参与听证时也只能是大谈特谈听证的原则、听证的程序。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备受质疑的听证会，问题大多集中在公众对听证程序的质疑上，而鲜有针对实体问题如该不该涨，该涨多少等等的质疑，原因正在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公众质疑的局限性，使得水价调整部门往往认为，信手拈来的数据就可以成为涨价辩护的最好理由。不过，谁都知道，这些貌似理据充分的解释，注定是“像雾像雨又像风”，让人不知所云。志灵(北京 职员)

　　弃读高中的

　　“最坏”与“最好”

　　近日，武汉大学“感悟爱·折射爱”学生团队对武汉市300多名即将毕业的初三年级农民工子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初中毕业后，选择继续上高中的同学只有18%，选择上技校和职高的占72%，10%的同学选择直接去打工。(1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八成民工子弟弃读高中，这在许多人眼里，是最坏的选择。确实，在现实背景下，或许读大学不一定有成就，但不读大学，未来的路可能更难。而且，就一个阶层来看，当大量的民工子弟选择弃读高中，就有可能意味着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阶层上处于下风，其上升通道将极为狭窄，与城里学生尤其是权贵子弟的阶层差距将越来越明显。这种现象则意味着，由于经济基础、就学机会、就业能力而产生的不平等性，将导致并加大社会阶层的分化。如果任由这种分化持续扩大下去，无论对于这些民工子弟还是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最坏的选择。

　　但就现实的眼光来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从最现实的学费来看，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由于国家财政的兜底，这些孩子的家庭还能供得起他们读书。一旦选择读高中、上大学，则意味着家庭教育支出的大量攀升，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说，意味着家庭供养的难以为继。而上学之后，紧跟着就是就业。有人说现在的就业往往更像是一场“拼爹游戏”，而农民工子弟的父母、家庭往往没有能力为他们争取就业机会，何况在整体上，他们的学习成绩、读大学甚至读名校的机会远远低于城里学生，这也使他们在就业竞争占不到优势。

　　再往后看，即使他们在城里拥有了一份工作，随之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就是要在城里安家落户。可当前的房价，远不是一个农村孩子力所能及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蚁居”在城市一隅，成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人。

　　这样的现实下，他们选择弃读高中，尽早掌握一门职能，尽快支撑起家庭，倒不失为一个最好的选择，

　　当然，这是就整体来说。作为个体，我们常常能看到乌鸡变凤凰的传奇。而且，坏与好也是常常转化的，这涉及到以何种视角去看待。对于农民工子弟们的选择，如果静观其变，我们可能会看到就业压力的部分缓解，但同时也会见证社会阶层的分化加深。如果我们希望社会能够更具公平性，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上升的通道，那么就必须付出努力，化解“八成民工子女弃读高中”背后的沉重。乔杉(江苏 职员)

　　伪造的矿难

　　和被抛弃的智障者

　　2007年以来，自福建某煤矿首次发现矿工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敲诈案后，案发地很快向辽宁、云南、湖北等9省蔓延，发案近20起，死亡近20人，大量的涉案人员均指向雷波县。目前案情已惊动公安部。(12月27日《重庆晚报》)

　　两个游手好闲的人，先是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然后害死在矿井下，制造事故假象，两人再作为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这是电影《盲井》讲述的故事。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真实上演，的确令人不寒而栗。这也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曾引发山西官场地震的“黑砖窑”事件。两者在情节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受害者均为智障者或者未成年人等缺少基本自我保护能力的群体。但“黑砖窑”事件中的作恶者还只是非法拘禁人身自由，迫害人的身体，而“伪造矿难”事件则直接把利益建立在人的生命之上。而最可怕的是，这些罪恶的交易已经呈现出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