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媒体报道称，《》修改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类立法项目，修改内容将集中于扩大受案范围等议题，其中，长期争议的“红头文件”不可诉问题，或许有望突破。(这里的“红头文件”仅指政府规章之下的政府决定、命令、通知等)

　　1989年出台的《行政诉讼法》，全面建立起了“民告官”制度。但该法实施近二十年来，也出现了“立案难”“胜诉难”等问题，除了诉讼环境、观念制掣等因素外，制度设计本身也有不少值得检讨之处。最为典型的是，按照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只能状告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起诉政府规章、决定、命令等。坊间形象地称其为“公民无法对‘红头文件’说不!”。

　　地方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往往以“红头文件”为依据，要想彻底纠正违法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就必须树立“寻根意识”，从源头审视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合理性。而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制度局限，恰恰制造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囚徒困境”。

　　更严重的是，违法的“红头文件”都具有名义上的“合法性”，侵犯的决非个别公民的合法权益，而是对所在地区的公民都可能造成持续反复的侵害，其破坏力远甚于“一事一处理”的具体行政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滥发“红头文件”侵权扰民等现象并不鲜见，这足以证明，如果“红头文件”不能进行政诉讼程序，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形成社会的不稳定隐患。

　　从目前的情形看，对于“红头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上级行政机关等虽然可以通过备案审查等机制进行监督，但这更多地是一种效果有限的内部自我纠错机制。而普通公民作为违法“红头文件”最直接的受害者，最具有监督“红头文件”的动力。只有赋予其状告“红头文件”的诉权，才能实现“全民监督”的效应，进而将“红头文件”违法现象压缩到最低限度。

　　由于时代所限，当年制订《行政诉讼法》时未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但随着、等“控权”的次第出台，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时机已经成熟。事实上，要求抽象行政行为进入诉讼程序已在学界形成最大的共识。

　　与具体行政行为相比，就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在处理权限、程序和法律后果等方面都会出现新的特点，更核心的一个问题是，抽象行政行为一旦进入诉讼程序，究竟是将行政法规、政府规章等高位级的抽象行政行为都纳入诉讼范围，还是仅仅局限于政府决定、命令、通知等低位级的“红头文件”?学界的普遍主张是，行诉法修改时，首先应当将规章以下的“红头文件”纳入受案范围。

　　尽管这一建议与高水准的行政诉讼制度尚有距离，但它或许更符合立法可行性。尤为重要的是，基层“红头文件”的违法侵权现象最为突出，将其纳入诉讼程序，对保护公民权益具有最现实的意义。

　　公民起诉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利也许需要经历逐步扩张的阶段性，但其合法性、正当性绝对不容怀疑。如果说，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出台，曾被誉为中国现代法制的真正开端，那么，推动“红头文件”率先进入诉讼程序，或将成为民主宪政的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