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10年,大家现在很乐观,但是我认为今年可能是新世纪(002280,股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复杂的一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持这种声音的人,并非一人。在1月23日,由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主办的“北京大学民营经济新年论坛”上,与会的多位政经高层人士不乏类似观点。

　　究其原因,与会者多认为在去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过往多年来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而化解财政风险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个层面的债务风险,则被认为是今年保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在论坛间歇,本报记者专访了尹中卿,根据他的研究,今年预算赤字或将达1.05万亿,而数量众多的地方投融资平台也亟待清理。

　　“我们的调查显示,2009年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已达3000多个,一年时间从银行融资5万亿元,而一些地方的财政局长自己都搞不明白到底有多少投融资平台,欠了多少钱。”因此,尹中卿建议,清理地方融资平台,首要的是做到信息公开,中央政府由国务院确定一个部门牵头,地方政府首脑负第一责任。

　　降低民众对社会开支的预期

　　《21世纪》:在刚才的演讲中,你提醒今年要警惕各级政府债务风险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尹中卿:中央政府过去一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复苏发挥了很大作用。不过,从去年看,财政收入存在着结构不合理、质量不高的问题。

　　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增长比较少,非税收入增长较多。像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印花税以及关税等主体税种减收较多,而与房地产业相关的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房地产税等税收增加较多。此外,中央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靠一次性因素带动,比如中石油、中石化(600028,股吧)补交的石油特别收益金,烟草总公司补交的利润等。

　　而地方的财政收入则主要依靠行政事业收费、土地拍卖收入及彩票公益金,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

　　《21世纪》:新一年这种情况会否有改善?财政面临哪些压力?

　　尹中卿:我预计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困难较多,支出压力比较大。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去年连续多次提高出口退税会产生翘尾影响;另外,结构性减税会减少相应的中央财政收入;此外,去年的一次性因素,比如刚才我讲到的中央政府一次性收入、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靠到企业去查帐补税,这些都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财政支出基数在那儿,具有很大的刚性,很多开支是不可减少的,像三农、社会保障、教育科技等投入。2010年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财政收入组织起来比较艰难。所以,我认为必须要优化收入结构。

　　《21世纪》:这就意味着2010年的财政赤字规模会呈继续扩大的趋势吧?

　　尹中卿:根据预算,去年中央政府的赤字为7500亿,财政部又代地方发行了2000亿地方债,最终赤字总数是9500亿。2010年,因财政赤字支出刚性很强,原来的建设项目还未建成,此外在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中的投入肯定要在去年基础上有所增加。我预估今年的财政赤字很可能会突破1万亿。

　　在原定的1.18万亿中央政府投资中,其中2009年是4000多亿,2010年是5000多亿,这个就多了1000多亿。所以,即使是中性的财政政策,赤字规模还是会突破1万亿。不过赤字规模的增长是有标准的,赤字增长率尽量不超过3%;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不能超过20%,这个也是宏观调控的关键指标。

　　《21世纪》:怎么看待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的态势?本月初货币政策已经微调,你认为财政政策会不会也做出相应调整?

　　尹中卿:我们不能长期把财政支出建立在赤字财政基础上,尤其是投资到没有自偿能力和收益的建设项目上,这样的投资为未来政府留下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当务之急是要从宏观上化解财政收支矛盾。一要提高财政收入的质量,密切关注各种财政指标;二是要严格控制新上项目,主要资金要安排在建项目的续建和收尾,避免半拉子工程;关键还是要降低社会开支的预期,当前我们把社会保障、社会事业开支炒得太热,吊高了老百姓的胃口,我们要提高这方面的投入,但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的发展要与我们的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要保证投入可持续性,不能一两年为这个把钱都花光了。

　　清查地方融资平台

　　《21世纪》:你还提出要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方面的风险目前金融监管系统已经提示了,具体的风险有多少?

　　尹中卿:现在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是我们财政结构性风险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调查显示,2009年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已达3000多个,估计还有一些是我们掌握不了的。有人推测全国2009年建立的投融资平台有8000多个。它们一年时间从银行融资有5万亿元,这就占了2009年新增贷款9.6万亿元一半。这些投融资平台70%以上都在地级市和县,造成地方很大的债务负担。

　　近年来,中央政府花了很大力气来解决乡镇一级前些年为“普九”达标所产生的6万多亿元债务,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完。但现在仅仅一年多,市县两级投融资平台又产生了5万亿以上的债务,这些债务主要靠地方土地质押和综合性收费来保证,政府本身没有增值和还债能力。所以,一旦债务出现问题,地方政府就会把负担甩给中央政府,导致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

　　《21世纪》:这5万亿元融资主要用到哪里?是不是给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做配套了?

　　尹中卿:据我所知,不是给4万亿做配套,大部分用来干别的了。现在,每个城市都是大建设工地,每个城市都拉大自己的城市建设范围,建地铁、高铁、机场、广场、马路、污水处理场、垃圾处理场,这些资金大量来自地方投融资平台。当然,中央在建项目要求地方资金配套,虽然中央相应发了2000亿的地方债,但对于一些地方还不够,需要投融资平台来配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投融资平台实际上也是被逼出来的。

　　《21世纪》:如何化解地方投融资平台多产生的债务风险?

　　尹中卿:主要从四个方面。一要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二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体制,三要增强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的透明度,四要加强对地方融资的风险管理。我尤其强调要信息透明。现在,到底有多少投融资平台、到底贷了多少款,没有人能说清楚。

　　因此,要将隐形债务明晰,要列入到预算中,使得这些融资平台在借款前就要保证自己有还款的能力,尤其是不能违反《预算法》和《担保法》。现在的情况是,地方政府随意提供担保,甚至一些地方还让人大召开会议来担保。这是明显违背《预算法》和《担保法》的。

　　最根本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建设不能超越自身财力。现在问题是很多地方的官员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希望在自己任内要有几个“一号工程”,强调要经营城市,于是就大干快上,投资动辄上千亿。最后,项目建成了,政绩拿到了,但是把负担和债务留给了后人。

　　《21世纪》:哪一个部门应来负责促使隐形债务明晰化?

　　尹中卿:我个人认为,信息透明应该是各级政府的职责,省市长应该负第一责任,财政部门承担主要责任。但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不只在财政局,还涉及到其他部门乃至公司。我们到很多地方调研,一些地方的财政局长自己都搞不明白到底有多少投融资平台,欠了多少钱。在中央层面,我建议应当有牵头部门负责信息公开,这个部门由国务院来选定,然后及时摸底,及时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