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招投标工作存在难点

　　从法规上说，行政主管部门目前主要依靠《招标投标法》、《建筑法》及有关部令和地方法规等监督招投标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实施细则。特别是法律规定的歧视性条款较难把握，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极易发生越位和缺位行为，也给招标人(招标代理人)“暗箱操作”提供可乘之机。就组织机构而言，随着政府机构改革深入，政府机关越发精简，配置人员更少。目前，我国处于建设高峰期，项目规模大、数量多，分布广，许多建设项目法人作为一次性业主缺乏工程项目经验，建筑市场必然产生大量问题。面对此种状况，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成立的招标办及有形建筑市场，又人为割裂，导致人力资源浪费，监管力量更趋削弱。从行政手段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建筑市场，特别是规范业主行为缺乏有效手段，而仅有的手段是惩罚性的消极手段，从理论上说，过多使用消极手段会伤及自身，最终会影响事业的繁荣。

　　7、评标专家委员会未能实现既定功能

　　《招标投标法》的颁布从法律上对招投标活动中评标专家委^考试吧/一级建造师^员会的地位进行了界定，减少了项目业主对项目定标的行政直接影响，理论上体现了项目评标的民主化、科学化。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评标委员会并没有很好实现其预定功能。具体原因如下:①按照《招标投标法》对评标专家资格的界定，只有在大、中城市方才有条件建立具有一定容量的评标专家库，合乎条件的评标专家在数量上显得不足;②评标专家从社会各行各业产生，评标专家的思想道德素质及专业素养较难把握，特别在库容不足的情况下，合乎法律硬件规定的专家基本都入库，致使专家质量参差不齐;③社会化选拔评标专家的方式，对专家仅有法律的约束，行政上对其约束不力。但由于工作特殊性，即使触犯法律，取证也较为困难，法律约束也不硬。对评标质量而言，主要依靠评标专家对自身的道德约束，道德约束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在目前复杂环境下，道德约束往往显得苍白;④现在招标项目众多，项目规模专业差异很大。对大部分项目而言，代理机构从压缩招标成本考虑，评标时间仅仅有几个小时，在这么短时间内要求评标专家拿出高质量评标成果不现实，往往仅是履行法律上的程序而已。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现有评标委员会充当招投标活动中“橡皮图章”的功能，或评标专家参与“暗箱操作”，针对特定问题作出特定评判的现象就会有客观的认识。

　　建筑工程正是存在以上诸多法规、体制、社会环境、机制及建筑产品本身特性等原因，导致了建筑工程招投标活动中产生了一系列“暗箱操作”。其操作行为具体体现在招标“游戏规则”的制定，这些规则从发布公告、接受报名、资格预审到投标文件都作出了一系列有倾向性的安排，并且发展到监管部门根据现有法规很难从书面材料上认定其违规行为。各地监管部门等针对这些问题虽然制定了很多规范性文件予以纠正，然而，由于以上深层次原因未能破解，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市场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建筑市场招投标活动仍然未能实现完全按照承包商实力或项目管理班子实力进行竞争。

　　建筑工程招投标行为成为社会热点，各级领导部门，特别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一定成绩。领导指定承包商、明目张胆“违规操作”现象得到扼制，但“违规操作”行为从公开到隐避仍然肆虐于招投标活动中并被披上“合法”的外衣，这些现象启发我们思考现有招投标制度的设计。认为，由于建筑产品特性及招投标活动中人的因素较为活跃，要想从根本上扼制招投标活动中违法违规行为，必须减少活动中人为的干预，这必然会牺牲一些效率。从目前及发展来看，国有投资占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将逐渐降低，政府完全可以将建筑业发展的效率问题交给市场(社会投资)。政府投资一般项目招投标在“三公”原则基础上，强调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在具体运作上对跨入门槛的承包商一视同仁，招投标“游戏规则”增加随机性，保证公平性，以谋取额外的社会效益(避免社会各界的诟病，有利于提升政府形象)，使政府投资项目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