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指对于因民间纠纷所引起的、情节轻微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的违反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主持，各方当事人就纠纷解决方案协商达成书面协议，经公安机关确认后，不再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一种处理治安案件的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是治安调解的法律依据。这使得公安机关运用治安调解手段化解了大量的民

间纠纷，对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由于法律规定本身不够完善、民警执法素质不高以及对治安调解的研究重视不够等原因，实践中治安调解执法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极大的影响了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治安调解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调解的适用范围、条件把握不准。由于民间纠纷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民警对治安案件是否因民间纠纷引起把握不准，对可以调解的治安案件具体包括哪些行为类型亦不明确；有的民警甚至对只要是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均进行调解，认为调解是这类案件的必经程序，将“可以调解”错误理解为“必须调解”。

（二）重调解，轻取证。执法实践中存在一种“重调解，轻取证”的错误倾向，有的民警认为，既然是可以适用调解的治安案件，到时候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即可，没有必要花时间、费力去做调查取证工作。结果一旦调解不成，事过境迁，该取的证据无法取到，不仅导致难以认定是哪一方的过错，造成案件调解不下去，而且等到需要作出处罚决定时，也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处罚不了。

（三）久调不结，案件积压。这是治安调解实践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一是治安调解没有明确的期限限制，民警头脑里没有形成调解的时效意识，抱着能调则调，不能调便拖的办法，奢望当事人不会长时间消耗精力而最终能达成和解，使有些案件一拖再拖，甚至长达一年也没有结果；二是有的民警热衷于治安调解，忽视案件的调查取证，在事实未查清，过错和是非责任未分清的情况下即仓促调解，使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的难度无形中增大，导致久调难结；三是治安调解协议缺乏应有的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能慎重对待自己在调解中的意思表示和主张，稍有不满意就有可能撕毁调解协议或反悔不履行，使得案件的调解出现反复，拖延了调解的时间；四是有的民警对经多次调解不成的，该及时进行裁决的不及时裁决，担心处罚可能更加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对民事损害赔偿部分则告知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但当事人对法院诉讼的迟延和高昂的成本望而生畏，大多不愿去法院起诉，又重新回到公安机关要求继续调解，而此时公安机关对调解能否成功则无能为力，案件长期积压在公安机关得不到消化，从而引发大量的疑难信访案件甚至可能酿成刑事案件。

（四）治安调解功能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机关破案打击职能的发挥。当前基层公安机关在处理民间纠纷工作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境，首先是调解工作量逐年增大，民警不仅要进行治安调解，还调处着大量的一般民事纠纷。由于公安机关“110”报警台的设立，群众联系民警方便快捷，加之公安机关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因而一般民事纠纷发生后，群众首先想到的是找公安机关解决。公安机关为此耗费大量的警力，一个基层派出所有70％以上的警力要用于应付各类民事纠纷，其投入侦查破案、打击违法犯罪的精力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必然严重影响到刑事打击和治安管理效能。而且调解工作难度大，社会矛盾纠纷的内容和形式日趋复杂，往往涉及到民事的、经济的、行政的等多种法律关系，而多数调解民警由于没有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培训，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往往调解效果不佳，使有些纠纷久调难结，警力陷入其中，难以解脱。再则公安机关对一般民事纠纷并无实质的管辖权，调解缺乏法律支持和效力，派出所调解中难免有逾越权限，执法不规范之嫌。另一方面，随着大量的民事纠纷涌入公安机关，使得人民调解委员会、基层司法所等民事纠纷调解组织的功能日益弱化，群众有了纠纷不愿找这些组织而愿找公安机关解决，这又必然导致国家有限调解资源的浪费。

二、针对治安调解存在问题的几点对策

（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治安调解的范围和条件。将所有的民事纠纷求助全部纳入治安调解的范畴显然是做不到的，而将其一律拒于治安调节的范围之外显然也是于法无据、于理不容的，比较适宜的做法应该是对治安调解范围作出选择，将纠纷类型化，适宜公安机关调解的、当事人易于达成合意的民事纠纷公安机关可以积极主动的进行调解；单纯的民事纠纷、当事人难以达成合意的，即使当事人一方要求公安机关予以解决，公安机关也不宜主动介入，而应说服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对于可能因民事纠纷而引起治安案件，公安机关应做好治安教育工作，防患于未然，并作好跟踪反馈工作。做到在治安调解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加强对治安调

解的监督。治安调解虽然占用了大量警力，但与打击、查禁、整治追逃等业务相比，调解工作长期处于从属地位，未受到足够重视，治安调解不作为考核指标，调解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立功受奖，违法调解行为也被排除在内部执法监督范围之外。应将治安调解纳入公安机关年度执法考评和目标考核范围进行考核奖惩，对违法调解行为予以责任追究。

（三）赋

予治安调解协议以法律效力。现行制度规定调解协议没有法律效力，当事人随时可以反悔，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一起诉调解协议就成为一纸空文，这样，治安调解往往出现投入大产出小，耗神劳心不见效，费尽力气不讨好的现象，使得有些民警不愿意做这项工作，从而浪费了有限的治安调解制度资源，也不利于培养公民的诚信守约意识。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已赋予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以合同效力，而由公安机关主持达成的治安调解协议反而没有法律效力，这的确让人不解，建议立法赋予治安调解协议以合同的效力。

（四）完善治安调解与民事诉讼的制度衔接。由于治安调解与民事诉讼之间缺乏具体的制度衔接，公安机关存在久调不结和在程序上做法不够规范等情形，常给人民法院审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带来困惑，也容易造成公安法院两家相互推诿，“踢皮球”，给当事人徒增许多不便，不利于纠纷的最终解决。建议比照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程序做法，规定公安机关治安调解的期限，在法定期限内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必须做出处罚裁决并宣告调解终结，并制作调解终结书，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公安机关久调不结，另一方面当事人也可以调解终结书作为提起民事诉讼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