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一位自称出版界业内人士的网友在网上揭露，由北京方正等公司于三年前联合成立的“图书工作室联盟”，在与30家图书工作室签订电子书销售协议之后，并没有履行义务，三年来，各个签约图书工作室上交2000多部电子书，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报酬和分成，也无法找到这些电子书的后台数据。当年的约定，成了一纸空文，而“图书工作室联盟”也成了一场数字出版的游戏。

　　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数字出版的总产值达到750亿。但在数字出版高速发展的同时，各种争端也层出不穷，有网友表示现在的数字出版已经成了“三坑行业，坑读者、坑作者、坑出版方”。这个说法虽然有些偏激，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数字出版业的乱局。

　　“数字出版”四大难

　　产业短板尚无标准

　　先天不足界定模糊

　　拦路之石版权纠纷

　　发展桎梏利益分成

　　乱局已现，争端频发

　　中国的数字出版并不久远，所谓数字出版，即使用二进制技术手段对出版的整个环节进行操作。与传统出版相比，它以快速查询、海量的存储、低廉的成本、方便的编辑等特点，一时间风光无限。甚至有人宣称：传统出版已经遭到无可匹敌的对手，未来的出版产业将不再是纸和墨的时代。

　　然而，这样一个“风光无限”的行业，从一开始，就无法摆脱麻烦重重的局面。最有名的无疑是谷歌侵权事件，2009年9月，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发布《致广大著作权人通知书》，公布中国作家相关作品被谷歌擅自扫描收录的情况，被称为谷歌“版权门”事件，被称为2009年最重大的版权事件。

　　遭遇麻烦的绝非仅仅只有谷歌，2007年400多位专家学者联名上告北京超星侵权；2010年，中华书局诉汉王部分电纸书侵权……

　　目前，中国有数百个提供电子书阅读和下载的网站，知名的也有数十家，但是除了一些门户网站之外，大多数都有过版权争端，都曾被怀疑盗版。

　　不仅国内，其实在全球，数字出版的问题在全球也同样严重，就连全球最大的电子书提供商之一的亚马逊也是麻烦不断。

　　缺乏标准，先天畸形

　　数字出版方兴未艾，但是在兴旺的头顶上，一直都有一片无法去除的阴影。有业内人士指出：数字出版突飞猛进，而标准的滞后正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曾在今年初提出，未来10年中国新闻出版业向新闻出版强国迈进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各种支撑条件，标准化就是其中之一，并强调“要加快推动新闻出版标准体系，特别是新业态标准体系建设”。

　　10年建立一个标准，这个时间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目前的电子出版业来说，却是远水难解近渴。而且，数字出版的标准如何定，到目前仍旧是一个问题，手机、网络，包括传统书业也在进军数字出版，各方博弈刚刚开始，还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另一方面，数字出版在现实中已然成风，但是对数字出版理论本身的探索，却远远不够，业界对于数字出版的标准，至今没有完整的理论和一致的意见。实际上，我们在传统出版上的标准上也不够完善，又如何能在短时间里建立完成数字出版的标准。

　　版权争端，拦路之石

　　所有的数字出版争端中，都逃不开版权的问题。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张洪波告诉记者，数字图书馆、手机阅读、电子书阅读等各种数字出版形态和终端层出不穷，作者很难分清每类出版形态下自身的权益包括哪些，更不知道怎么获得利益。有媒体报道，国内电子书版权的现状，往往是作者授权却拿不到分成，甚至有出版商用格式合同获得授权，却不在合同中规定如何分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剥夺作者的收益权。

　　权利的侵害事件，使得许多作者开始警惕电子书版权的授权，出版方又没有良好的机制来保护作者权利，再加上法律法规的欠缺，加剧了数字出版的混乱。

　　挽救这一乱局并非简单的事情。北大数字版权研究基地主任张平曾经表示，在作者、内容服务商、平台运营商和终端厂商之间，让权利人获得合理收益，让终端厂商便捷地获得授权，让中间环节的服务商实现合理分成，各得其所，只有打通版权利益途径，才是数字出版能够走下去的大道。（周怀宗）

　　学者王俊秀： 版权，公与私的博弈

　　这些年，电子出版遭遇的版权纠纷非常多，引人思考。

　　毫无疑问，保护版权是正确的，但要注意的是，版权保护是人类在工业时代形成的认识，它能否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呢？

　　保护版权，是对原创者私权利的保护，如果保护过度，也会产生副作用。比如历史上缝纫机、日光灯等发明，其应用时间都被大大延宕了，从而对公权利造成了一定伤害。

　　在信息时代，传统的版权概念必然会受到冲击，产生变化。究竟该怎么变？这就涉及到公权利与私权利的博弈，比如在国外，既有严格的版权保护制度，也有开源联盟，以及信息共产主义等主张，通过博弈，双方最终会达成某种共识，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政府不应过早介入，而是应充当裁判的角色，根据双方博弈的结果来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然而，我们目前的版权保护情况，是双方都在各行其是：一方面是版权方高调维权，另一方面是盗版行为大量存在。表面上我们在保护版权，但由于盗版迎合了许多人的利益，因此很难杜绝。

　　这说明，通过各方博弈形成的规则，在实践中更容易被贯彻，而靠上级单位制定的规则，实践中却难以100%得到贯彻。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种人为划定的游戏规则，会带有很强的倾向性，有可能使版权保护变成权力的盈利工具。

　　比如现在很多公立的档案馆、图书馆，以保护版权为名，要查阅其中的资料，就要付很高的费用，事实上，那些资料其实是公共产品，本应属于所有纳税人的。

　　还有些单位拒绝将珍贵资料数字化，即使数字化了也不面向公众，甚至擅自圈定范围，只要是相对稀缺的资料，统统算是版权，统统要收费，这就和版权保护的初衷相背离了。

　　可以看到，今天公共机构的版权大户太多，版权保护也比较完备，而一些私人著作的版权保护情况就没那么好，这种倾向性过强的状况，不利于知识的流动，既影响社会进步，也伤害了公平原则。（北京晨报 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