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其实，由于著作权的特点所决定，同样容易发生“货许三家”的著作权相同性质但相互冲突的使用许可问题。因此，也有必要建立著作权使用许可的登记公示制度。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的建构问题。
[②]所谓系统信任是相对于人格信任而言的，人格信任是指对某个具体任务的信任，涉及到对一个熟人的具体道德判断问题，亲族、领地、同乡会、行会中都属人格信任；系统信任则指匿名者组成的制度系统的信任，主要是由制度或者习惯来实现。（见，See Barbaba A. Misztal, Trust in Modern Societies, Polity Press, 1996, p.74-76. 叶金强：《公信力的法律构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③] 若将登记作为著作权转让的对抗要件时，是著作权变动对抗性的推定；若将登记作为著作权转让的生效要件，是著作权变动有效性的推定。由于本文主张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的建构采登记对抗主义，故在此仅从对抗性推定角度来论述。
[④]尽管各国对登记的效力采取不同态度，但这只是各国基于其立法政策的不同而采取的不同立法技术而已。
[⑤] 所谓“将来著作权”，是指已经处于创作过程中、但尚未完成的作品（将来完成后）所享有的著作权。对未来著作权能否转让的问题，各国立法区别较大。有些国家允许将来著作权的转让，如英国、澳大利亚；有些国家允许转让，但对转让作一些限制，如巴西、委内瑞拉；也有些国家明文禁止将来著作权的转让，如法国、埃及、秘鲁、摩洛哥等（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页）。我国《著作权法》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之法理，我们认为，我国允许将来著作权的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