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恶性拆迁不妨启动“国家问责”

　　记者经过多方查证，发现在最近三年发生的8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中，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江苏东海、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湖北武汉拆迁户被铲土机活埋，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即使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日前亦官复原职。(4月8日《南方周末》)

　　拆迁悲剧中的公民，轻者伤残重者丢命，而当地“一把手”却稳如泰山，这样的情形让人无限伤感。不是经常说“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吗？“第一责任人”怎么能不承担责任呢？我估计，关于这个问题，受伤者无法理解，即使我们这些拆迁事件之外的人恐怕也想不通，说不定“第一责任人”自己也搞不明白。

　　有人提出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往往关系过密，导致问责很难启动，这基本点到了问题的核心。正是因为，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关系过密，所以导致问责很难启动，即使启动了也往往问不了责。在我看来，要解决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关系过密这个问题，除了在制度上进行安排外(如在《行政强制法》加入相关条款)，对重大恶性拆迁事件不妨进行“国家问责”。

　　我所说的“国家问责”，是指对因拆迁出人命，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重大拆迁事件，不妨借鉴煤矿矿难事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办法，由国家相关部门组成调查组，介入事件调查———并不一定直接问责，但国家部门介入调查，必将能促进问责。这样不但能让问责制落到实处，而且有利于遏制重大拆迁事件发生，使地方政府谨慎依法处理拆迁纠纷，不敢拿被拆迁人的生命当儿戏。

　　“嘉禾事件”能有“高规格”的问责，就与问责调查机关脱离了地方利害有关，正是因为湖南省政府和建设部的介入，才使县长书记双双落马。显然，对待重大拆迁事件需要“高规格”的问责，比如说，发生在一个县里的拆迁事件，不能让本县有关部门来问责，需要省市有关部门直接来问责，这样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就脱离了关系。而要保证省市政府问责到位，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和监督，以形成行政压力。

　　有人或许认为，对重大拆迁事件进行“国家问责”，是小题大做，浪费人力物力。但我以为，尽管重大拆迁事件与矿难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相比也许涉及面不那么大，但由于性质恶劣、影响很坏，基于维护公民生命权、财产权和政府公信力的考虑，不妨进行“国家问责”，以彰显国家对重大拆迁事件的关切，而且，也显示了问责制的威力。

　　众所周知，在某些矿难事故和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国家有关部门的介入，不但事件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而且某些省部级官员因为负有领导责任也被问责。但在重大拆迁事件中，县长书记一个都不动，更谈不上更高一级的领导被问责了。这或许就是重大拆迁事件不断上演的一个原因。期待有关方面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不少人把根治拆迁悲剧的希望寄托在新拆迁条例上，其实这是不现实的。只要地方政府拿地的利益冲动不止，拆迁悲剧还会上演。我国正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运动，重大拆迁事件很有可能还会不断上演，“国家问责”或许是减少拆迁出人命的一个比较现实，也可以期待的办法。 
 冯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