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报令”的前世今生仍须合理解释

　　今年年初，北京地铁公司称为乘客安全，地铁站台停售所有报刊，只允许派送一份报纸，此举遭到公众普遍质疑。地铁发言人解释称该措施并非仅仅针对某份报纸(5月11日《新京报》)。

　　“罢黜百家，独尊一报”的“地铁禁报令”曾令举国哗然，这一地方性禁令之所以引发全国关注，看点有二：一是人们无法将正规的地铁售报点与安全隐患联系起来，事实上，无论巴黎、伦敦，或者深圳、上海，都未出现过“禁报令”；二是所谓打着“安全”幌子的“禁报令”，落实起来却成了不折不扣的“一报独存百报杀”，令人愤懑。此后，有调查显示，78.33%的受访者不赞成一报通吃，认为此举构成了对民众报刊选择权的侵害……遗憾的是，这些曲曲折折就像泥牛入海，不曾引发官方任何正面回应。

　　现在，“禁报令”寿终正寝了。这是好事一桩。但我们都别忙着高兴———就如“禁报令”当年莫名其妙地横空出世一样，今日的夭折既算不得民意的胜利、也谈不上法理的伟力，当事部门的说法是经过“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组对地铁线路设置报刊发售规划方案进行了论证、实地勘察及安全评估”，且开禁也仅仅是“试点”而已。于是问题就来了：当初卖报纸的时候，地铁怎么就不“安全”了？既然开禁了，当初的“禁报令”算是怎么个说法？今日开禁为什么要“试点”，其结果的好坏由谁来评估？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并没有随着“禁报令”的灰飞烟灭而终结。换言之，权力之骄纵、权利之孱弱，并没有在“禁报令事件”中得以程序性地纠偏。

　　因此，公众的担心倒不在于一个小小的“禁报令”，而是这种“禁”与“不禁”之间，究竟有没有一个可度量的、稳定的、规范的逻辑在？假如相关部门可以一会儿禁止一会儿开禁，谁也不用为此埋单或担责，禁与不禁一样不明所以，那么，我们有理由担心：一是其他相关部门会不会依葫芦画瓢？二是“禁报令”算不算一种违反行政许可的权力越界试探？假设此举出台后，大家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舆论监督与群众监督同时消声，又或者公众视线正在其他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上，“禁报令”会不会继续顽强生长下去？“禁报令”的前世今生里充满了太多的或然———而我们对公共决策的期待，是法理情理之内的必然。

　　江苏邓海建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