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障及义务观

　　一

　　现代法律赋予人以诸种权利。凡赋权比重较大之法律，甚至可以直接称其为权利法，或美其名曰权利宣言，如民法。然权利之行使和实现，并非全由权利人凭借自主意思即可天然生成，而需义务人依法或依约履行义务。诸种义务被自觉完全履行时，权利之行使和实现即如行云流水，人间法律关系亦呈现出良性运行状态。法治理想图景大概莫过于此。

　　反之，各种义务履行过程中不幸有邪念降临之时，其履行之自觉性与完全性即会现出漏洞和残缺，权利遂遇障碍。法治时代亦为权利时代，历史车轮驶向法治殿堂，亦正与人类追求权利之场景相向且同步。社会行至如今，权源不乏律法章规之赋，且人口兴旺发达，权人亦必定遍及天下，几无遗漏。而权障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权人自身行权意识和行权能力以及权人生长环境，无疑均会滋生或凝聚形形色色之权障，然最为直接之权障却来自于权利相对方——义务。

　　权利和义务毗邻而立，撑开法律关系大厦，时刻指挥陆续登场当事人。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担当者，角色本可纯然二人，却又无不破除形式逻辑之樊篱，浑然一体，集权利义务于一身。若相对而论，则权利义务却又分析肢解，一方权利本质于对方义务，反之亦然。倘义务人自主履行，如前文所及，权人何必劳神苦思；若义务人乱其所为，权利肌体即可生明显占位病变，权障不除，权利不复，此乃天下之通义。祸端于义务者，表彰为何种权障？观社会生活之实，察权利义务之状，循义务履行之诸种元素，可探权障之究竟：

　　设定义务履行条件。此乃权障之一。本为单纯义务之履行，无须亦不得附加条件，然义务人于履行义务之际，未经权人许可，恶意添附多余要件。权人欲行权且达权之既得目标，断然拒绝或莽然抵抗，或许于加剧权障阻力而外，别无丝毫可图之他利。世俗社会，行为之艺盖过法律之术，大多权人出于无奈，妥协认可义务条件，唯防御权利之彻失。可见，设定义务履行条件者，纵然名正言顺，理由千万，亦不可掩盖其权障之面目和抵赖之根本。

　　拖延义务履行期限。此乃权障之二。义务履行期，可因权利绝对或相对之性质，完全或不全之样态，而生无期和有期之差别。有期义务，须于期限届至之前履行完毕，以如时圆满权利、届期解除责任。义务人若拖延义务履行期日，无论故意或过失，均可判定权利人行权之道滋生绊脚之石、缠足之裹。良法多有迟延履行之济，然任何律法制裁，终究止于秩序救护，名为权利补助，实则充盈形式、粉饰表象。权利定时之益，大概一去不复返，欲证其实，早已界属法律之外，非义务人良心自觉，权人必当无处消散霉运，徒自认权障而奔波于权障之消除事业。

　　转移义务履行地点。此乃权障之三。义务履行地有主场、客场与第三场之分，不同履行地，于权利义务主体之利益，均生不同影响。抵赖义务履行地点者，最典型者莫过于变更或转移履行地，以形成权障，对权人行刁难之实。权人名义掌权于己身，而实则受控于义务人。义务人一旦生抵赖之心，即可摆布权人于鼓掌，亲利益，远权人，行权成本因地而增。

　　颠倒义务履行顺序。此乃权障之四。凡有义务履行顺序者，当事人顺序利益至关重要。顺序利益于权人而言，实为权利本色，不容染指。义务人不守约定，擅自变更或颠倒履行顺序，袭击权人于不备，当为权障；权人为众者，且有受领顺序者，义务人暗度陈仓，或明目张胆，乱其履行顺序，亦为典型权障。

　　恶化义务履行环境。此乃权障之五。义务本质可形象描绘为“欠”，前文已及，权人有权有利，对方则处于负值情势，然权利义务之心理揭示，权人有积极行权之切，有失权之恐，义务人则无此险境，不外乎责任压力而已。此易形成双方不对等之人际秩序，义务人亦可由此恶化履行环境，或选择恶劣自然环境，或设置污浊人文环境。遇此权障，权人进退维谷，不知所措。倘环境甚为恶劣，行权成本与风险大为增高，或有弃权之意，恰合义务人之抵赖心理。

　　混淆义务履行主体。此乃权障之六。相对法律关系中，义务履行主体特定。理论上乃恒定之要义，然考察于现实，则多有别样风景。或因约定不明，或因契约变更，或因主体死亡、失踪或破产、停业，如此等等，均会使履行主体发生起伏。然恪守法律规则，信守合同约定，此亦不会必然招致混乱。唯义务人企图抵赖，有意混淆履行主体，或于众多履行主体之间推辞躲避，则无疑又见一道权障。

　　处置义务履行标的。此乃权障之七。缔结权利义务之契，步入权利义务之锁，义务人之所有财产，即为责任财产，担保债之履行。责任财产之命运如何，牵涉权人之权利命运。若义务人抵赖义务之履行，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行毁坏、变更、隐匿之鬼蜮伎俩，权利则即遭遇圆满之风险。

　　提高义务履行成本。此乃权障之八。所有权障均使行权成本增加，然义务履行亦有成本，此成本可转嫁于权人之身。如于约定债权人支付债务人履行费用之债务约定中，债务人花费不必要之履行费用，以此增加权利人行权利成本，从而为权利实现设置又一道障碍。此种权障似无抵赖之表象，然其反抗权利之本性，却于提高义务履行成本之中昭然若揭。

　　变更义务履行方式。此乃权障之九。义务履行方式有约定者，从固有约定或变更（补充）之约定；无约定者，可参照相关条款或交易习惯，或为圆满权利之需选择适当履行方式，不必僵化死守、胶柱鼓瑟。然义务人若唯利是图，擅自变更义务履行方式，且于权利之行使和实现不利，则此变更行为即为权障。原本权人可遵循约定或俗定履行方式而为受领，孰料义务人施加权障，改变已定方式。作为权人，求权之心，往往默许此种变更。

　　缩减义务履行范围。此乃权障之十。义务履行范围大小，关乎权利之圆满状态。现代法律要求义务应全面履行或完全履行，其直接意义即为履行范围不得短斤少两、偷工减料。然而，义务人有意或出于过失减少标的数量、降低履行质量等，借助缩减义务履行范围之技，耗损权人之权与利。此种权障形态，或趁权人怠于留意之时，或公开请求权人让步，给予优惠折扣。当然，不唯此种权障，无论何种权障，均有单方毁约和双方协商之分，前者自是重度权障，后者虽然经由磋商，然于权人而言，则已付出克服或认可权障之代价。

　　上述主要以私法上相对义务为例，展示来自于义务履行之权障基本表现。不可不计者，义务履行之诸祸，所酿成权障之集大成者，乃抵赖义务履行。可见，权障之义务祸端在于义务抵赖，抵赖形式可有多样形式，亦可生多端变化。不可不认者，法律触角有限，不可伸向千疮百孔，弥补缺漏，成就万能之幻。是故，权障之种种、之重重，亦非法律规则所能全部消防。法律规则所能干预者，乃权障形成之后所影响、改变或定型之法律关系。至于权障形成之事实本身，非法律规则所全能操纵。

　　二

　　然而，自法律之规范价值与社会价值而论，消防权障，求助法律技术乃自然之法。立法者设计科学良善之规则、创制高效节能之制度，守法者则竭力布控消防权障之约定，司法者和执法者亦行独立与公正之裁判，制约权障设定之义务人。然规则不无瑕疵者，制度亦有疏漏者，攀谈磋商亦无不受制于有限智力、人情世故及信任之先入，而执掌法权者，公平正义亦非天降。故法律技术虽为消防权障之大器，然徒有此技术性消防之措，恐于圆满义务履行、除断权利障碍，多有不足。

　　况且任凭法律技术完美无缺，总难逃脱舞弊者之明玩暗耍。故除此而外，义务理念之倡导，义务观之渗入人心，逐步发育成为义务自觉，敦促权障设防或自为消除，乃根本之策。

　　义务本位之法律时代已载于历史画卷，权利本位或社会本位之现代法律取而代之。义务本位虽已流逝，然义务理念却并未被同步卷走。权利呐喊以及权利理念之宣扬，旨于激活与培育人之权利感情，然亦持续提示众人：唤醒权利之时勿忘沉睡之义务。

　　法律确立权利规则，一旦复活即演变为人之权利意识与权利斗争实践。然法律亦确立义务规则，权利义务之法律逻辑坦然于世：不存无权利之义务，亦不存无义务之权利。权利为义务之价值证明，义务乃权利之生命保障。作为权利义务规范之国家强制，功利法律之终极目的并非固定与表彰人之权利，而在乎对诸存在个体，倾注立法资源，精心策划而成就一场义务安排，敦促各个成员维护国家秩序。甚至而言，权利之行使和实现仅为权利表象，其本质仍在于实践法律确立之义务规则。所谓“为权利而斗争”，实乃个体尊严保障和人性解放之目标，着眼于斗争功利，而未触及斗争靶向和技艺。为权利而斗争之靶向，义务是也；为权利而斗争之技艺，消防权障是也。为权利而斗争，乃向义务而斗争。为权利而斗争，若止于宣言，则仅为法律权利规则之形式捍卫，只有将斗争真正指向义务，使义务规则复活，方可裁定为权利而斗争之胜利，亦为法律之胜利。

　　市场经济为人之权利意识供应时代环境，积极维权者与日俱增，实践“为权利而斗争”之百年呐喊。此权利走势无疑为法治之进步。不容忽视者，市场经济时代环境，固然催促个体崇尚权利理念，然传统文化所张扬之道德伦理规范似趋于淡漠，局部领域甚至已滑至近乎崩溃之边缘。相比权利理念释放和张扬，义务理念似显无精打彩，乃至进入沉睡状态。

　　多少人，双眸紧盯一己之权与利，对他人之权与利及自己应尽之义务，视而不见；多少强势企业、强势团体，多少公权力，飘扬旗帜之上，染红“为民”、“为谁为谁”之高调标语，而面对“为权利而斗争”者，却又设置重重障碍，对义务竭力回避、对责任百般推脱，已成为一种时尚公关活动。对义务百般抵赖，此消极观念和扭曲法商，镶嵌于行为者骨髓，渗透于行为者灵魂。

　　当代中国，法律规则已为富足，权利规则写满所有法律，成就温饱状态。现代人不缺权利规则，然有疑问者，为何主张权利、行使权利、实现权利之时，往往又遭遇有形无形障碍，以使无数人发出“行权难，难于上青天”之哀叹？若仅仅为权利而斗争，为权利而呐喊，行权之路漫长而布满荆棘，如此法治环境，即使人人权利意识淋漓发挥极至，义务观之匮乏徒生重重权障，行权成本亦高扬不退。

　　为权利而斗争，乃促使义务履行之外在推力，着重于权利求证。如前文已及，为权利而斗争，乃向义务而斗争。向义务而斗争，具有双重性。一者权利人之斗争指向并非权利自身，而为义务人之义务，二者张扬义务人自觉履行之理念，促使义务履行外在推力基础上再施内在张力，以最终实现权利。若仅仅局限于表象之为权利而斗争，易陷入道德窘境，使每个人沦为自私鬼，义务和责任意识淡化，最终损害者，权利也。故此，为权利而斗争之实质为向义务而斗争。向义务而斗争，既有一己之权利展示，又有对方义务之重述，其实质在于为权利而斗争之内容。于法律示教意义，则有防为权利而斗争流于形式之效。

　　诚然，过度依赖义务人履行自觉，对权利实现而言，疑似一场美梦。当诚信理念渐趋衰弱、功利之心逐步贪婪之时，他人权利和自己义务，即会容易被此种变形法商所抵消、冲淡。因此，向义务而斗争之功利欲求在于固定为权利而斗争之靶向，并激活斗争技艺，击中斗争要害。质言之，消防权障。若再思量，又恐有不足。斗争功利之外，更应唤醒义务理念，于人间缔结自觉义务观，于社会营造普遍责任感。于此意义，为权利而斗争之社会，远未达至法治理想。法治进步之今日中国，权利之富足自溢于法律文本，且严于评估，富足过誉，温饱尚可；活法园地，行权艰难。为权而斗，往往竹篮打水。尤其当物质基石尚不牢靠之时，逐利本性易变形，原本神圣之权利、高尚之权斗，或许面临沦丧或破产风险。抑或义务观匮乏、责任感缺失，权利斗争亦化为徒劳之举。义务观逐步富足，权利斗争成本亦同步减低，社会文明方显不断进步。是故，义务观似已并非法律规则之独一要求，亦为社会伦理道德之立体教化。

　　若以自由论，权利给予无疑乃幸福之事，义务施加则为一切追求自由幸福之人所本能排斥。此种本能排斥亦仅仅来自于本能，发源于人性，且个体排斥力量微不足道。当其遭遇团体强制尤其国家命令之时，个体排斥力量无论以何种惊险代价——即便牺牲生命加以抵抗，亦终究无济于事。然而，看似一场人生灾难却并非意味生活品质之减低或恶化。因为人人从其脱胎之日，即不再为单纯肉体，易言之，已由母体组成部分质变为生物人；自脱胎一刻，生物人之属性亦不再单纯，社会人之角色将会追逐一生，且因此而持久制约于各种仿佛命中注定之社会规则。于是，人生来就在枷锁之中。但又无往不自由，纵然蜷缩于最严密之法则丛林，亦总有喘息和仰望空间与时机。自由幸福感受恰以付出规则约束为交易代价，约束即为自由之对价，义务即为权利之支付工具。也许可以断言，义务履行乃为追求或者可以交换更富足之自由。

　　显然，上述情境为权利义务之同一性伦理环境，因其突破权利义务对立之抽象秩序，故可收获自由之充足空间。然于律法章规之内，于社会道德规范之中，权利义务乃对立之物。同一个体环境，权利胀则义务缩，义务胀则权利缩；相对关系环境，义务伸则权利张；义务缩则权利退。因此，权障消防之策，技术求解取决于法律制度，理念求解则取决于义务观之发育。当权利与义务尚处于对立状态之时，权利观及其维权意识乃至行动，均为法律规则效力之间接维系，亦为法律规则尊严之间接捍卫；义务观及其担当意识与自主行为，乃法律规则效力与尊严之直接推力。另一方面观之，因前文所述权障形成并非皆属法律之内务，故义务观之培育亦非法律之单调独弹。

　　义务观之发育不唯纯然赖于理念灌输，尚需法律技术迎合配对，方可牢固矗立于人间。法律技术表现形式，除前文已论及而外，对义务不履行之后果设计，即责任规则与责任制度之精巧架构和加工，当为义务观之直观技术推进。环顾中国现实立法，义务规则虽铺天盖地，咄咄逼人，然徒有义务要求而无责任保障之“太监条款”又非屈指可数，以致义务规则形同虚设，终年无效。更不可饶恕者，乃无法无天之规则裁判者，有眼无珠，义务规则与责任条款尽于审判台前晃晃闪烁，亦岿然不动，熟视无睹。显然，此乃又一权障，为公职者所布控。公家布控权障，祸国殃民。消防权障，似应先行激活公家义务观。

2010年6月12日下午一气于上海
（全文5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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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绍章，艺名土生阿耿，上海政法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