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经济史上的意义？

发布日期：2010-12-10 作者：110网律师

——目下重读《国富论》有感
美国前财长康纳利有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果不其然，山姆大叔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①]推出，可怜盛世中国腰包的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巨款一朝眼看变成手纸。
是到了反思一下我们的重商主义的时候了。
重商主义在中国的病症很多。《财经》特约作者张化桥说：重商主义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出口是好事，进口是坏事；让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开银行，就是牺牲国家利益；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谈判中，对进口施加任何限制都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②]。……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读后感，作者在文章最后说：亚当.斯密的这篇惊世之作到而今也只具有经济史上的意义。意即：斯密的文章虽好，然与时势不合，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果然如此乎？
一、   成书的背后
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个人看问题写文章总免不了要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所见的问题来思考。他看到了什么？他想要解决些什么？他最后的方案是什么都未免是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反映。所以一切历史确实都是当代史，我们读史的时候都是从自己的时代去看过往的事情的。
要知道斯密在他这本倍受后世推荐，并被誉为经济学上的不
二之作究竟写了些什么，难免我们也应先了解一下斯密所处的时代。他是怎么样在他的时代来看他的那一部活生生的经济史的？他看到了什么？又想要表达些什么？他的目的是否最终达到了？
1640年是世界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年。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宣告了资产阶级时代的到来，工业时代即将取代愚昧落后的黑暗时代。梅因把人类从愚昧到民主的时代概括在他的 “从身份到契约”一言中。
斯密的这一本小册子正是写成于革命发生后的一百年左右。
从经济层面言：其时，工业发展尚处于手工作坊到大规模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远不及李嘉图时代工业发展程度。经济思想上英国的重商主义[③]虽逐渐淡出，但依然影响深远。而帝国的紧邻法国重农主义[④]思想俨然蔚为大观。
在政治层面：社会权力处于封建势力向工业势力过渡时期。
这些就是斯密成书时的背后故事。掩藏在那个虽远不及今天复杂，但是依然是头绪纷纭，云山雾罩的工业勃兴的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斯密先生以其逻辑严密的思维，敏锐的眼光把它们条分缕析的一一道出。在思考着如何能实现普及下层民众富裕的这个经济问题上，斯密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斯密看来：所谓国富，或者说什么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他把这个问题与普及下层民众的富裕画上了等号。即好的经济形式，经济思想以及经济制度应该是普及下层民众富裕的形式、思想和制度。
二、国富的源泉（《国富论》一书的内容）
斯密先生认为：国富的源泉是劳动（与马克思不同，斯密不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是分工，而分工起因于交换，斯密在第一卷第二章《论分工的原由》有一段文字：“由于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所以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有个善于制造弓矢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他人交换家畜或兽肉，结果他发觉，与其亲自到野外捕猎，倒不如与猎人交换，因为交换所得却比较多。为他自身的利益打算，他只好以制造弓矢为主要业务，于是他便成为一种武器制造者”。斯密从分工开始并论及国际贸易。在论及国际贸易时，他最早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⑤]。
斯密还在书中详细论述了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探究了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第 1卷共 11 章，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劳动力生产能力的原因，分析国民财富分配的原则；第 2 卷共 5 章，讨论资本的性质，积累方式，分析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取决于工作的性质；第 3 卷共 4 章，介绍造成当时比较普遍的重视城市工商业轻视农业的政策的原因；第 4 卷共 9 章，列举和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各种经济理论；第 5 卷共 3 章，分析国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为全民还是只为少数服务，如果为全民服务有多少种开支项目，各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当代政府都有赤字和国债，国债对真实财富的影响等。
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概括来说，斯密写成此书关注了两个方面：一、国富的源泉是什么？主要在前三卷论述；二、一个关注其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能促成惠及下层国民富裕的政府应该努力在哪些方面下功夫？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密这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三、   不只有经济史上的意义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西方古典经济学[⑥]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开创的这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残余的封建制度和流行一时的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的束缚，为处当时处在青年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密在经济史上盛名是名副其实的。
然而，斯密的思想不只有经济史上的意义，尤其是在今日之中国，其文字仍有其无穷的生命力，其发出的自由呼声依然犹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一）      关于信用体系建立的问题
在《国富论》第一卷论分工中，斯密从个别制造业分工状况展开了对分工的考察，即从微观、个别入手。他是从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来看问题，即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分工。
其实经济问题往往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宏观上来看，手工小作坊式时代线性时间内串行的单独生产方式（即一个厂，微观角度）到后来逐渐演变为大工业（或说手工制造业）时代非线性时间内并行的合作方式（从一国，甚或整个世界的某一工业生产情况，从宏观的角度）使工厂生产规模化，商品生产标准化，同时也使工人技能逐渐专业化，在符合生产标准的前提下，工人技能普遍适用于不同工厂同一生产环节，这一过程，它产生了两个影响：
一就是造就行业商会的出现，以此也出现了社会权力的博弈，资本力量最终取代地主集团的力量，社会由此进步。可见资本的到来导致了专制的烟消云散；
它的第二个影响是信用体系的建立。信用体系的建立是市场经济真正得以确立的内在体现。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产品标准化成为社会习见，工人技能的普遍适用，需要一个完善的信用体系来确保上述方方面面能够得以实现。是故，自由的市场，发达的分工最终催生了信用体系的建立。
那么现阶段影响中国信用体系建立及完善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是一个纯粹道德的问题？一个民众素质的问题？或者说它本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中国却演变成了政府职能划分不清的问题？
顺着斯密的考察分工的思路，信用是分工的必然结果，以此个人认为，信用体系在中国的缺失主要是政府职能的界定不清，或者说是政府权力过大。现在大陆的这个市场，存在太多的权力寻租，市场并不能形成充分的自由竞争，分工不充分，营业无自由，其结果就是信用在全社会成为迂腐与懦弱的代名词。
当权力凌驾自由之上时，为之唱赞歌其实就是在作恶。
（二）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⑦]
宪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53条把“爱护公共财产”作为公民的基本义务。在我国，私有财产和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在法律上地位是不平等的。
这两类财产在中国法律上的命运，其实就已经预判了在这样一个法律框架内民营企业家的命运。
斯密意识到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性：“如果不幸，国家专制，君主暴虐，人民财产随时有受侵害的危险，那末，人民往往把资财的大部分藏匿起来。这样，当他们所时肘刻刻提防的灾难一只临头的时候，他们就可随时把它带往安全地方。据说，在土耳其，在印度，并且我相信在亚洲其他各国，都常有这种事情。”
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总资财，即是其至体居民的资财，所以，亦自然分作这三个部分，各有各的特殊作用。……
“第一部分是留供目前消费的，其特性是不提供收入或利润。……
“第二部分就是固定资本。其特性是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
“第三部分是流动资本。其特性是要靠流通、耍靠更换主人而提供收入。……
“在一切生活比较安定的国家里，有常识的人，无不愿用可供他使用的资财来求目前享乐，或求未来利润。如是用来求目前享乐，那它就是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如是用来求未来利润，那未求利润的方法，不是把资财保留在手里，就是把资财花用出去。在前一场合，它是固定资本；在后一场合，它是流动资本。在生命财产相当安全的场合，一个人如果不把他所能支配的一切资财（不管是自有的或借入的）用于这些用途之一，说他不是疯狂，我是不能相信的。”
从以上斯密的论述，我们可以瞧见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窘迫状况，也可以理解中国老百姓守财奴势的储蓄并非出于天性，除了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外，我们更缺乏的是对个人财产的尊重。
如果说法律固有的稳定性可预见性，能使人预判自己行为的相应后果。试问，没有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立法，谁能保障自己的财产得到应有的尊重，尤其是不受公权力的肆意侵犯？
一个资本便利流通的社会，其前提毫无疑义是对各类财产一视同仁的予以保障。对于财产的保障可以，也应当跨越不同的王朝或政府，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来保护。中国古代历代的兴替，就缺少这种意识，这样的态度永远都无法完成资本的积累；而1796年的法国大革命，国王上了断头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却被写入了《人权宣言》。
以史为鉴？史学兴隆的中国常做的却往往是使“后人复哀后人”的千古同哀。
（三）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
法律，准确的说是现在以渊源自罗马、勃兴于资本主义兴起时代的法律，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舶来品，它不为中国人所理解，却被中国人所利用。
在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从来就不被大多数人理解过的两个概念。与西方“朕即国家”交相辉映的用语是：“人民即国家”。可是人民从来就不是国家，也不应是国家。
斯密在第五卷《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开篇名义——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国家的支出，在亚当斯密看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国防的支出、司法经费的支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费用的支出、维持君主尊严的费用的支出。而国家的收入主要有特定属于君主或国家的资财和土地所能取得的收入和国家的赋税收入。其中，赋税收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一章，斯密说：君主或国家的首要义务“在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第二个义务，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
很显然，在斯密的理念中，“国家”不扮演“经济人”的角色。国家有自己的界限，至少，除非是出于上述政府履行义务的需要，政府不应进入市场。政府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或者说个人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而实际上，中国政府不但扮演了“经济人”的角色，而且腰包颇丰，是中国现在最大的财主，是世界各大国的最大的债主。与此同时，这个“经济人”在法律中明确了自己的财产（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后，却并不如斯密所言的：“在一切生活比较安定的国家里，有常识的人，无不愿用可供他使用的资财来求目前享乐，或求未来利润。”这个经济人抓着大把的钞票，就是眼巴巴的坐等贬值。
国家有太多的钱，但不会用钱；民众有很少的一些钱，却不敢用钱。造成这个情况的就是因为国家搞错了自己的身份，破坏了自由市场，市民社会自由、公平的理念远没有落实。


[①] 量化货币宽松政策，由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提高货币供应，可视之为“无中生有”创造出指定金额的货币，也被简化地形容为间接增印钞票。其操作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证券等，使银行在央行开设的结算户口内的资金增加，为银行体系注入新的流通性。　　“量化宽松”中的“量化”指将会创造指定金额的货币，而“宽松”则指减低银行的资金压力。中央银行利用凭空创造出来的钱在公开市场购买政府债券、借钱给接受存款机构、从银行购买资产等。这些都有助降低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和降低银行同业隔夜利率，银行从而坐拥大量只能赚取极低利息的资产，央行期望银行会因此较愿意提供贷款以赚取回报，以纾缓市场的资金压力。
2010年11月，美联储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自从2008年12月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至0.25%的历史低位之后，从2009年3月起，美联储转而倚重数量型货币政策手段，通过购买1.7万亿美元的中长期国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将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大，力图用这种注入流动性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2010年11月3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进一步的宽松货币政策为市场解读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即美联储通过买入债券的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刺激美国经济复苏提速。
[②] 《重商主义之祸》张化桥
[③]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16至18世纪）。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重商主义的主要内容：
　　（1）一个国家的财富必不可少的是贵金属，如金银等。这个国家如果没有贵金属矿藏，就要通过贸易来取得。（2）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即出口必须超过进口。因此，伊丽莎白一世不仅采取许多有利于贸易发展的措施，同时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重商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5～16世纪为早期重商主义时期，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为晚期重商主义时期。早期重商主义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和积累货币财富。晚期重商主义与早期不同的是，认为国家应该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不过他们要求，在对外贸易中谨守的原则是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必须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获得的总额，其目的仍是要保持有更多的货币流回本国。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对外贸易必须做到输出大于输入，以保持出超。
[④] 18世纪50～7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说。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
18世纪中期法国封建王朝货币改革的失败和七年战争的失败表明了法国重商主义的破产，从而出现了与重商主义完全对立的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的创始人是F.魁奈，在他周围有一批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定期组织学术讨论，发行独立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是杜尔哥。
重农主义继承了17世纪下半期以来重视农业和主张经济自由的思潮。重农主义者把自然秩序作为自己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它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表现为各种政治、经济和法令规章的人为秩序必须以自然秩序为准则，违背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纯产品”学说。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即物质产品，使用价值，财富来源于生产。在社会各部门中，农业是唯一创造财富的部门。
重农主义把农业看作生产部门，把分析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探讨了剩余价值的创造，纯产品即是剩余价值，地租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在农业生产分析中，重农主义提出年预付、原预付的概念，对资本（农业资本）进行了最初的分析。重农主义还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集中表现在魁奈的《经济表》中。
重农主义的理论体系存在着资本主义实质和封建主义外观的矛盾，重农主义实际主张建立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又只求对旧制度改良，其目的是巩固现存的制度。
[⑤]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劳动数量，其中前者的作用尤其大，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取决于分工。
一国内部的分工原则也适用于各国之间，那么，国际分工如何进行呢？国际分工的基础是在各自占有优势的自然禀赋中后天获得的有利条件。前者是导致自然赋予的有关气候、土壤、矿产、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一个国家在生产某种特定商品时，或许会有非常巨大的自然优势，使得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竞争。后者是指通过自身努力而掌握的特殊技艺，或称之为技术。各国应该按照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然后交换各自的商品，从而使得各国的资源、劳力、资本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相反，不注意发挥优势进行生产，只能导致国民财富的减少。斯密的这一论点通常称之为绝对优势理论（Absolute Advantage)，一国的自然优势和后天获得的优势又往往表现为生产某产品的成本优势，既该国生产特定商品的实际成本绝对地低于其他国家所花费的成本，因此这个理论又称绝对成本说（Absolute Cost）。
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中最早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是用国与国之间生产同一产品相对劳动生产率优势解释国际贸易原因的理论。两者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⑥] 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古典经济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重心主要在英国和法国。在英国，从威廉·配第（1623—1687年）开始，到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开始，到西斯蒙第（1773—1842）结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
[⑦]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法语：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简称《人权宣言》，1789年8月26日颁布) 第十七条：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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