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人的户口簿

发布日期：2011-03-02 作者：贾霆律师

中国人的一生中，不知道有多少次需要用到户口簿：上幼儿园、入学、考试、就业、结婚，甚至死亡以后家人都要拿它到派出所去办理销户手续。因此，对居民的户籍资料，公安机关应当认真核实，准确登记。稍有不慎，一本小小的户口簿，就会给居民带来或轻或重的麻烦，甚至是灭顶之灾。本案给您讲述一个因户籍登记有误而被公安机关错误逮捕，最后经律师辩护终被宣告无罪的故事。

    一九九八年七月的一天，徐庄的徐军舰听村里小孩说：王铁林家的大小子王水生昨天偷了他下在河里的渔网中的鱼，据说有不少鱼呢，水生那家伙端了个塑料盆，好象快有半盆子了。
徐军舰一听，这还了得！怪不得这几天总感觉逮到的鱼不多，原来是被这家伙给偷去了！难道我徐军舰是个省油灯吗？脑子一热，徐军舰便怒气冲冲地赶到王铁林家中想要个说法。
王铁林和儿子都不在家，只有王铁林的媳妇丁桂兰一个人在院子里洗衣服。听徐军舰说出来意后，丁桂兰很惊讶地表示不知道这事，说你不相信可以找一下，我们家就这三间堂屋和一间厨房，你找找看有没有鱼不就知道了？
徐军舰“哼”了一声：鱼是昨天偷的，早进了狗肚子里去了！
丁桂兰一听这话，说你怎么骂人哪？别说我们孩子没有偷你的鱼，就算真的偷了几条，你几十岁的人了，还跟他一个十几岁孩子一般见识啊？没见过你这号的！
徐军舰说：我这号的怎么了？我哪一号的？你家孩子偷东西还有理了？
丁桂兰不干了：你说谁偷东西了？你有什么凭据说我们孩子偷了你的鱼？你无故败坏我们孩子的名声，今天你必须给出个说法！
话不投机，两人越吵越有劲儿，最后，也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总之是打起来了。
丁桂兰长的又瘦又小，哪是一个精壮男人的对手，没几下便被徐军舰甩倒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王家的二小子水才从学校放学回到了家里。一进大门，正看到妈妈被一个男人殴打，水才顺手从院子里拿了一根压水井上的铁杆，朝着徐军舰的后脑勺就是一下。
徐军舰当时就被打倒了，趴在地上半天没有醒过来。王家母子俩慌了，赶紧到外边把王铁林找了回来。王铁林不敢耽搁，赶忙发动停在院子里的拖拉机，拉上徐军舰送到了县医院。
经医院抢救，徐军舰在三天后终于苏醒了。可是，他越想越气，自己的鱼被偷了不说，还白白地挨了一顿打，看我姓徐的好欺负是吧？于是，他马上给公安局打电话报了警。
公安机关委托法医对受害人徐军舰进行了司法鉴定：结论为头颅骨折，构成重伤，八级伤残。公安局遂以故意伤害罪将王水才刑事拘留，十几天后，县检察院批准了对王水才的逮捕申请。
一个正上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突然成了看守所里的重犯。孩子这么小，在里面怎么能受得了啊？听说号子里犯人打犯人，下手狠着呢！再说，我们孩子也是为了救他母亲才把对方打伤的，听说在法律上叫“正当防卫”，不应该负法律责任啊。王铁林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了我们律师事务所，想聘请律师为儿子主持公道。
接待这个案子的是副主任刘成宏律师，当时我在所里跟着他实习。
我们认真地听取了王铁林对这个案子的讲述。听到他说王水才还在读初中二年级，我们就问他孩子的年龄多大？王铁林想了一下说，十四岁了。
在刑事案件中，十四岁是个敏感的年龄。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十四周岁以上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未满十四周岁的人，无论犯下多大的罪行（即便是杀人）都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所以，就本案来讲，王水才的具体年龄是否满了十四周岁，就成了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
于是，我们抓住这个环节，马上追问王铁林儿子的具体年龄。王说，我们孩子是农历十月底出生的，现在算十三岁半吧？
如果王铁林所说属实，其儿子王水才年龄未满十四周岁，那么公安机关对其立案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就是错误的，检察院对其批捕也是荒谬的！为此，我们要求王铁林回去后提供一下能证明其儿子年龄的证据，最好是公安机关核发的《居民户口簿》。
听我们这样一说，王铁林的脸上的愁云马上消失了。办理完委托手续，他匆忙坐小公共汽车回到了家里。可是，等他第二天把他们家的《居民户口簿》交给我们时，我发现他已经没有了昨天的兴奋。打开户口簿的第五页，我们看到了公安机关的记载：王水才，与户主王铁林的关系是次子，出生日期是1982年5月28日，比王铁林所说的年龄大出了两年半（王叙述的农历十月应该是公历的11月份）。
为什么与王铁林所说不一致呢？是不是王铁林为了减轻儿子的罪责而向我们说了假话？经我们一再追问，王铁林急了，他说，我对我说的话愿负法律责任，如果你们经过调查证明我说了假话，就是把我枪毙了我也不喊冤！
看他的情绪很激动，一点不像说谎的样子，我们就把注意力回到手里的这本户口簿上。再仔细看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该户口簿上登记王铁林的长子王水生的出生日期是1983年2月，那么作为次子的王水才怎么可能比其哥哥的年龄还大出9个月呢？显然，派出所登记的两个人的出生日期肯定出了差错！
    经过商量之后，我们决定从此处打开突破口,代理嫌疑人王水才进行申诉。

于是，我们找到王水才就读的学校——徐庄中学调出了王水才的学籍档案。该档案记载，王水才出生于1984年12月21日，小学入学时间是1991年9月1日，初中入学时间为1996年9月1日，这一记载与当时豫东农村的小学还是五年制的情况是吻合的。
我们又走访了王水才的班主任老师和王同村的同学，他们都一致表示王水才确实不满十四周岁，有个叫徐小伟的学生还特别提到他跟王水才家住隔壁，两人年龄正好差一个月，他是1984年11月21日出生的，两人从小在一块儿玩，又一同入学，对王水才的情况知道的很清楚。按我们的要求，这几个证人都书写了证言。
我们又到徐庄村里找到与王水才母亲丁桂兰同年生孩子的两个妇女，经她们回忆，王水才出生的时间正是1984年冬天，因为当时天挺冷的。至于是不是12月21日，两人说俺农村人不记公历，只知道是农历十一月吧，初几就记不得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好，大多数产妇住不起医院，均是找村里接生婆接生，小孩的出生证明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于是，我们又找到当年为王水才接生的接生婆刘婶，她的说法是，她这半辈子不知道接生过多少孩子，不可能记得所有孩子的出生时间，但是，王铁林家的二小子她是知道的，因为那天是农历的冬至，接生完之后，王家还留她吃中午饭，吃的就是饺子。事后，我们查了《万年历》，1984年的冬至日是农历闰十月二十九，公历正是12月21日。
到徐庄村委会了解情况时，行政村干部回忆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普查员工作做的不细，并没有入户调查，而是直接由村委会代为登记的，村里很多人反映出生时间登记错了，派出所登记户籍依据的正是当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为此，村委会给我们出具了“户口第一次登记是由行政村代为登记，现出现本村村民王铁林之次子比长子年龄大的错误，请求公安机关给以更正”的证明。
拿到了这些证据，我们认为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派出所的户籍登记确实是错误的，王水才在案发时的实际年龄距离十四周岁还有五个月！
    我们拿着这些证据先后找到了县公安局刑警队的承办警官、刑警大队长和县公安局主抓刑侦的副局长，向他们提交了我们的代理意见。因我们提供的证据锁链环环相扣，他们均没有提出异议，但给我们的答复却是需要认真研究、向领导汇报等官话。再加上受害人徐军舰目前还在住院治疗，伤情较重，公安机关迟迟不给处理意见，也不释放王水才，我们递交的取保候审申请也没有下文。
公安机关在法律的定位比较模糊，一般人认为它属于行政机关，因为它是政府所属的一个职能部门，但是，它很多时候行使的并不是行政职权，比如刑事侦查、拘留、逮捕人犯等就属于典型的司法职权，然而它又不是司法机关，所以对它作出的一些行为从法律上很难定性，像本案这样公安机关对我们的申请既不说处理又不说拒绝的做法，让我们觉得好象有一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要知道，我们面对的不是个别干警，而是一个强大的公安机关！
    这时我们想到了人民检察院这一法律规定的监督机关。刘律师所熟识的县检察院监所科陈科长，经常抱怨他们科今年一直没有案源，拿不出工作成绩，为此还被上级亮过黄牌。看守所内出现了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这不正是监所科的工作职责吗？于是，我们把反映材料和相关证据交到了监所科，要求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督促县公安局撤销这个刑事案件并无罪释放犯罪嫌疑人王水才。
    陈科长正为监所科今年的总结报告发愁呢，收到我们的控告材料他显得很兴奋，不仅将这个案件立即受理，而且还答应我们，他会尽快向检察长汇报，一旦领导批准后他会及时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在检察机关的强力干预下，一个星期后，我们终于正式接到了县公安局送来的《撤销案件通知书》，王水才因未达到法定的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被无罪释放。
    为此，陈科长还把这个监所科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纠正公安机关违法行为的案件写了篇短讯发表在《检察日报》上。
至此，一个曾经被公安机关定性为故意伤害的刑事案件，经过我们艰苦而细致的努力，终于为当事人争取到了人身自由，使他免受了三年以上的牢狱之灾。后来听其父亲说，经历了这场风波后，王水才变得成熟多了，再也不敢跟人打架生事，学习成绩也提高了不少呢。
（本文作者：贾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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