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应闻过则喜，何谓诽谤犯罪？

最高检出台规定，今后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2010年08月07日《检察日报》）该规定是防止公权力滥用的有效屏障，是缓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可行方略。

天安门仍有华表屹立，其源于广纳谏言之“谤木”，昭示着当政者愿意倾听民意；不仅如此，古代还设立谏官来直言君主过失，较为着名的有魏征直谏唐太宗，唐太宗对魏征的信任与宽容，成就了兴旺大唐的贞观之治。追溯中国数千年史，凡是能听取不同意见的时代都能实现兴盛，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朝代则会迅速走向衰败；当政者能否闻过则喜，决定着自身的兴衰成败。

1912年5月，上海《民权报》记者戴天仇发表时评短论：“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太炎阿权，杀！”依照今天某些官员的看法，早就该按诽谤罪甚至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了，报社恐怕都在劫难逃。但当时的临时政府并未封闭报馆、收缴报纸和逮捕记者，甚至时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为之求情。这当然不是闻过则喜，但起码印证了当时官员的胸襟，在面对诽谤甚至人身威胁时都并未声讨，更未曾用公权力使之因言获罪。上百年前的国人德性尚能如此，当今某些官员为何不能？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官员首先是公民，懂得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固然是好事，但用公权力来应对民众并不值得提倡。《刑法》规定“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才处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可并未有实例证明诽谤地方官员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诽谤罪置于刑法系列原本就有量刑过重的嫌疑，相较于普通民众而言，官员更容易利用公权力来排除异己，更可能将公意抽象来满足私欲，此时受伤害的多半会是民众。多例官民紧张关系的汇聚，最终损害的是国家整体利益和政府公信力。

温家宝总理讲到，“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这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必要条件。而批捕诽谤案中的猫腻显然较多，往往是基层检察机关不得不执行领导意志，本应为民众说话的机关却可能沦为地方领导意志的衍生物，这与司法公义的理念背道而驰。在缺乏监督制衡的情况下，普通民众与官员永远处于不平等境地，地方官员完全可能动用治下的公检法系统来实现个人目的。实际上，基层检察院遭遇基层官员干扰并不罕见，“拘传记者案”屡见报端；记者尚有舆论武器可用，若是普通民众面对地方官员言之凿凿的诽谤罪公诉，朗朗乾坤下难有说理之处。归根结底在于，诽谤罪与公共利益一样原本就界定不清晰，给了部分人以可趁之机。

最高检关于诽谤罪批捕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的规定，有效降解了抽象公意可能被滥用的矛盾，既为基层检察院摆脱行政干扰提供了法理依据，又从更高层面上为地方官员干涉司法设置了障碍。该规定是对基层检察院和地方官员实行保护的双保险，更好的践行了监督制衡的理念，实现了司法的适当独立性，缓解了矛盾的集中迸发，避免了基层官员误入歧途，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应予以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作者简介】
蔡英辉，男，1981年生，山东烟台人，行政管理学硕士。 毕业于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供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府际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