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伯克利犯罪学派看美国的国家政治

【摘要】美国的批判犯罪学在其犯罪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其中的伯克利犯罪学派更具领军地位。伯克利犯罪学派的发展道路极其坎坷和艰难的，其无情揭露了美国社会和国家政治的详细内幕；直面了美国在民主、自由发展道路上所表现出的种种曲折与艰辛历程，甚至包括犯罪学界以及整个社会的学者和劳苦大众所付出的极其昂贵的沉重代价。
【关键词】美国；批判犯罪学；伯克利学派；美国政治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一、伯克利犯罪学派的起源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产生了秩序和权力危机。几十年过去了，而美国政府和大众媒体依然将这个危机归罪于所谓的“通常的嫌疑犯们”，即被六十年代的人们奉为神明的与政府持不同政见的人，而不是那些通过政府镇压、野蛮的警察行为和战争来与本已迟到的平等作对，从而实现他们利益及所谓国家目的和秩序的维护者们。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犯罪学主要是由保守派和温和派的自由主义者进行讲授。在这里，犯罪学是作为一门政治平衡课程而存在。讲授犯罪学的十二个左右被认为在几乎整个时期有问题的教授中，大部分都是保守派和温和派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只有四个人被看作是激进人士，四个中的三个在任期结束后没有得到续约。

　　尽管激进分子是少数，但他们的观点在所有开设犯罪审判和犯罪学的学校里一点点地传播开来。理查德·A·麦荏(Richard A. Myren)，犯罪审判教育杂志的一位作者在1970年总结道：“伯克利大学过去的努力为今天全美国所有大学的犯罪研究吸引了最广泛的关注。”

　　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在伯克利分校，相当一部分博士生进行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有了较大的区别。当然，研究生们依然采用传统的案例来研究犯罪问题，例如犯罪控制与管理问题。但是，林奇·B·库泊(Lynn B. Cooper)1967年的论文详细论述了“国家镇压功能”的扩张，这种功能由法律强制辅助委员会进行。理查德·C·斯培戈曼(Richard C. Speiglman)在加州监狱医院研究了这种法律镇压扩张趋势。他接触的病历揭示了“新式监房”的形成，这一结论来源于在治疗“情绪失控犯罪者”时使用大量和不正常的镇静剂的事实。

　　一些毕业生关注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弗朗斯·考尔斯(Frances Coles)1974年研究女律师的经历，朱莉娅·史温丁格(Julia Schwendinger)1975年的论文致力于研究强奸受害者和她们在犯罪审判过程中受到的对待。1973年林恩·奥斯本(Lynn Osborn)和惴欧·哈姆费瑞赦(Drew Humphries)像研究司法审判代理中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社会阶层歧视一样，仔细研究了反对同性恋和反对堕胎的政策。

　　人种和犯罪是另一个焦点。大卫·道德(David Dodd)研究了城市里美国黑人与白人同样身份的获得与丧失。乔治·纳泊(George Napper)研究了美国黑人学生运动，里野艾殷·斯丸(Llewwllyn(Alex)Swan)研究了种族骚乱的起因。

　　对社会阶级和犯罪的观察，使泊维达(Poveda)和约瑟夫·维斯(Joseph Weis)关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群体的研究得以产生。与受不良行为习惯和社会控制理论鼓励的单纯心理研究不同，他们的基础研究工作着眼于社会阶级、青少年培养和不良行为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

　　激进犯罪学者带来的变革远远超出了伯克利分校的范围。朱莉娅·史温丁格(Julia Schwendinger)、托米·汉尼根(Tommie Hannigar)、苏西·达德(Suzie Dud)和其他女学生与伯克利当地的妇女一起创立了全美第一个反对强奸组织——海湾妇女反抗强奸联合会。这些妇女迫使亥瑞克(Herric)医院管理层撤换对强奸受害者为所欲为的急救中心主任，她们要求医院在治疗强奸受害者时采用和其他人一样的医疗方案。①她们为强奸受害者建立了帮助计划，并为她们提供热线服务，出版公告信息，在电线杆上张贴小纸条来描述强奸者和他们的行为方式，在给伯克利海军当局和警察部门施压之后，她们为强奸案的庭审成立了一个受害者辩护方案，为警察官员们处理强奸案提供富有感情的开庭训练。这个重要组织和她们的计划与我们写的一样，至今依然活跃在前沿。

　　二、面对美国战争罪的反战者宣言和校园暗杀

　　在1968年与1969年，警察出现在将近一百所大学的校园里，国民卫队出现在六所大学中，超过4000名示威者遭到逮捕。在南得克萨斯(Texas Southern)大学和奥兰治村(Orangeburg)，南卡罗莱娜州(South Carolina)，黑人学生遭到了枪击并被杀死。国民卫队占领了维明顿(Wilmington)黑人犹太区长达九个月之久。超过一百名黑豹党成员在全国范围内的围捕中被逮捕。这一年发生在伯克利的两件重要事件是：一件是由第三世界解放阵线领导的学生罢课—罢课中亚洲学生和黑人学生充当了领导作用，他们要求成立第三世界学生组织。另一件是人民公园破坏。大量的对示威者的报复性犯罪都发生在这两件事中。

　　入侵柬埔寨使美国招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犯罪学学生联合会(CSA)一致通过了恢复全面罢课的决议，这获得了伯克利分校犯罪学全体师生的绝大多数同意。因此，尽管里根(Reagan)州长仍试图纵容关闭加州公立大学所带来的进一步混乱，好几百学生还是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学校园举行讨论会、集会和组织会议，志在结束这场战争。他们不断地奔走引起了更多人的义愤，这导致入侵三个月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从柬埔寨撤军。这次入侵成了军方和政客的噩梦。②

　　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一代人很难完全明白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在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的出版揭露了政府在战争的原因方面一再对民众撒谎，这本书是由一位在越南服役的官员研究了4000份机密文件之后写出的。③例如在1957年，越南起义者、法国以及法国的殖民地—南越政府达成停火协议，并计划举行民主选举，但美国暗中破坏了这个协议。④美国阴谋推翻了南越政府并用一个军事独裁政府取而代之。美国犯了纽伦堡法庭(Nuremberg Tribunal)所说的一种战争罪——侵略罪，因为其侵入越南并支持非法的独裁者。

　　美国触犯了所有控制国家战争的法律，在由1968年5月开始的报复越南春节进攻的“恐怖25天”中，美国的炸弹将越共占领的Hue市变成了瓦砾。更进一步的暴行，像My Lai大屠杀和对政治战犯有预谋的拷打与死刑表明美国军队和他们的盟友很想在战争中继续犯罪。美国军队采用的“地毯式轰炸”、“随意射击区”和“搜捕与摧毁”政策与欧洲人及其后代在北美对土著进行的种族灭绝战争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政府的罪行并不限于发生在东南亚微纳玛拉(McNamara)的“肮脏战争”。同样有声音对美国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谴责。The Statt Department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许多怪胎，例如乌干达的Idi Amin，扎伊尔的统一Mobutu，同时密谋推翻、绑架和杀害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包括加纳的Kwame Nkrumah，刚果的Patrice Lumumba，和南非的Nelson Mandela。联邦情报局和美国军方的政策支持或安插了暴力政权在南津巴布韦、葡属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和南非。

　　事实证明，伯克利学派许多成员与政府机构造成的诸多损害之间有着特别的联系。例如，当美国秘密武装印尼军事力量的时候，一位成员受雇担任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思想坦克”然德(Rand)公司的顾问。他鼓动印尼军队里的某些人暗杀苏加诺总统，因为他的国家协调政策中包含了共产党在内。1962年，他帮助撰写了一份国家部门的官员建议，结果CIA的行为使得印尼发生经济动荡。动荡发生时，一个特殊的军事训练顾问团在雅加达成立，为1965年暗杀和军事政变提供了舞台。最后，苏哈托被推上了政台，残忍地发动了血腥屠杀，CIA自己都称其为“20世纪最残酷的大屠杀之一”。有近一百万印尼人被残杀。在大屠杀期间，有观察者报告说：河流变成了红色，漂满了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尸体，被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亲属或朋友是共产党的支持者。

　　最后，极端分子们因为政府高层中的伪善、腐败和极高的犯罪及错误行为而进行反抗。尼克松总统被弹劾不是因为他与见习医生发生了性关系，而是因为他支持对政治对手的非法压制以及盗窃、窃听、政治黑钱以及其他意在破坏政治异议和民主选举的犯罪行为。因受贿而最终被证明有罪的副总统和尼克松一起，多次假扮为“法律与秩序”的拥护者。刑事学院因为研究谋杀行为而建立的时候，前任董事霍德曼(Haldeman)和代理人约翰(John)正泄密卷入水门事件的共谋。⑤

　　作为以犯罪学为专业，世界上最正直的刑事学学生及学会会员们，面对这些不断发展的犯罪行为又如何能保证沉默呢？这些人写文章，作演讲，参加一个又一个的示威活动，尤其是当战争犯罪出现的时候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一些学生和学会会员并没有因为这些事件而变得激进。当然，也有许多学生和学会会员反对那些人因为他们自己是支持战争的。还有许多学生因为害怕，或者厌恶政治，其行为仅止于签署一个请愿书或者抱怨那些激进分子干预了他们的职业或教育。想起许多年后对于他们的回应，我们记起一个关于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他的朋友亨利·大卫·瑟瑞尤(Henry David Thoreau)的故事，他们曾因反对墨西哥的战争而拒绝交税被投进监狱。当看到瑟瑞尤(Thoreau)站在酒吧后面，爱默生(Emerson)大叫：“亨利(Henry)，你站在那里面干吗？”瑟瑞尤(Thoreau)回答说：“你站在那外面干吗？”

　　三、斗争的继续与后现代的挑战

　　在学校里，激进的学生通常求助于冲突理论或政治经济学来处理宏观关系。⑥然而，在千年之交，一种全新的观点——后现代犯罪学出现在这些观点的对立面。

　　为了理解这种发展，我们首先应该记住后现代主义的发起人是一群文学评论家，他们来自质疑先前存在的由科学方法确定的“客观真实”概念的人。这些评论家们认为，无休止的社会状况变化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用媒体语来说明人类制度。假如，这些相互作用——和他们语言上的协调——轮流产生社会制度，例如资本主义。但是，一个对这些制度随机的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彼此毫不相关，除非运用文学评论规则而不是科学规则。科学方法和随机分析并不比其他方法可信，例如在认识世界是由作家、思想家和普通老百姓组成方面。

　　后现代主义者关心的问题不是文学的叙述是否能帮助科学家理解事实。事实上，他们是帮科学家最大限度地理解世界。但是，包德瑞尔拉德(Baudrillard)的信仰—虚构的作品能毫无疑问与科学理论一样告诉我们关于社会的东西，假设科学方法对理论的构建毫无帮助，或者科学方法与发现真实是毫不相干的。这种观点肯定不正确：如果科学是另一种虚构形式——假如科学不能产生实用的真实——我们就无法获得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大量科技成果，像汽车、飞机、眼镜、电力和现代医药。虚构作家可能想象出这些东西，但科学家创造这些东西。

　　当然，包德瑞尔拉德(Baudrillard)的言论是错误的。科学实践深深地影响着科学理论的语言结构。因此，这些实践意在发现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提供有关他们的理论。所以，他们要求一定程度的理解发现的方法和逻辑与证明的方法与逻辑之间的异同。他们要求理解区分理论与理论思考之间的差异，这有助于科学实践产生客观的理论，而理论思考则会被误导。

　　因为使用目的不同，批判文学的语言远不如科学用语严谨。⑦为增加经验知识，科学家们使用“有用的虚构”，但这种虚构不同于文学评论家思想中所有的讽刺、风趣和非传统的构思。后现代主义者发展了高质量的不同类型的论文，因为他们致力于高质量的不同行动。

　　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后现代主义者和科学家的论文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于是就产生了混合性论文。后现代主义者不像“构建犯罪学”和“后现代女权运动”通常建立的很少使用“叙述性”的理论性解释不同。⑧当包德瑞尔拉德(Baudrillard)被一个理论超越，他就重新设立一个，因为后现代犯罪学家贬低发现和检验事实的科学方法。尽管他们的“后现代性”，他们的研究范围与C·P·斯诺(C. P. Snow)描述的英国大学“两种文化”相似。然而，在犯罪学领域，跨越由人类和自然利学所组成的文化的意图主要受策略性的忠诚所影响，这种忠诚一般不考虑用于实践的研究方法。这种意图用轻蔑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使用“实证主义”这个词来表达，以达到淡化一切研究工作或学者思想。

　　从随机分析理论角度看，后现代思考法通常(不是经常)鼓励犯罪学家摒弃宏观理论的帮助来研究犯罪与犯罪控制。和传统犯罪学家以及他们贫乏的现存方法不同，后现代学者的观点至少愿意对主观的关系和观察性的社会相互作用进行深层次的检测。在读到他们相互作用时，这支持了“verstehen”(或者“解构”)，而且还声称专注于“力量和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的社会政策是毫无效率的，除非个人观点、大众意见、语言习惯和文化被“重构”。亨利(Henry)和米娄万诺维克(Milovanovic)说，“我们是通过议论(语言和象征用法)来孕育并实际上产生我们的世界。”⑨

　　文化犯罪学——另一个浮现的观点，像文化研究、评论理论和相互作用社会学一样受后现代主义者影响，这来自杰尔·费瑞尔(Ferrell Jell Ferrell)。文化犯罪学，费瑞尔(Ferrell)宣称，大胆地致力于研究全世界的文化，包括“已成型的模式和违法亚文化的经验活力”、“流行文化形式的象征犯罪文化”、犯罪控制文化的“调整结构”、“大量媒体出现的对犯罪与犯罪控制的抗议”和这些抗议在“普遍观众与警察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费瑞尔(Ferrell)的后现代化可能会让我们明白他为什么不指望结构的决定性，但他的研究计划保证填补亚文化关系的主流理论留下的不毛之地。

　　在19世纪90年代，一些后现代犯罪学家指引了社会进程宏观理论的出现。在一篇著名文章中，克里斯多夫·威廉姆斯(Christoper Williams)和布鲁斯·爱瑞够(Bruce Arrigo)颠覆了托马斯·哈伯斯(Thomas Hobbes)的为国家进行推测性辩护的理论。他们设想没有国家的社会像“自然规则的东西”，像历史上放弃这种规则一样——通过在社会中“人为植入”国家于是产生了犯罪、失业、不公平和环境灾难，(10)他们无政府主义的插入可能与哈伯斯(Hobbes)的“利维坦”一样只是推测；然而这可以证明是有用的，因为它不认为国家的合法作用是想当然的，且它证明进一步研究国家政策解构结果的历史进化是正确的。

　　总之，一些后现代犯罪学家在宏观系统理论方面富有经验，尽管他们广泛地沉迷于后现代的语言分析。但是，在我们论证我们对他们所写的东西进行的荒谬的分类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系统理论，这些理论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非常流行。同一时期，社会科学家相信他们可以解释产生和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11)因为他们的兴趣在于管理的问题，早期的理论分析形成了“立体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和“信息流理论”，这些理论都强调自我调节、反馈、偏离与一致、信息与平均信息量，(12)为了避免平衡分析的缺点，一些学者甚至专注于社会变革与“开发系统”或者利用自然法则，例如热力学第二定律、因果装置，例如玛格戈柔(Maggroh)。

　　通常，流行的“混乱”或“复杂”的理论类型概括了在后现代犯罪主义中的宏观系统趋势。另一方面，犯罪学，特别是主流犯罪学，充满着与现实毫无关联的宏观理论。相似的原理可能不会与“证明逻辑”相一致，但它能被“发现逻辑”所证明。这个原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帮助减少概念的混淆，在面对未知的变化和复杂的关系的研究者们认识到他们获得的知识一文不值时。因此，与犯罪学家知道犯罪学的局限性相始终的，相似理论例如“混沌理论”，可能促进新关系的发现并且将批判犯罪学发展为一门经验科学。

　　四、伯克利犯罪学派及其超越

　　从1973年开始，伯克利分校的许多教授将关闭合法化。在伯克利学院教学政策参议委员会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比如，杰瑞·斯科尔尼克(Jerry Skolnick)达成协议认为学校应该被逐步淘汰，他进一步说到：“我觉得，学校在历史上由于极端而遭受了很多苦难：无论是警察和早期一代的修正主义者，还是对立面——现在学院派中大多数伟大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这种估算毋庸置疑令当政者很开心，但它当然是不正确的：虽然其他学院派也为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而战，但只有两位副教授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另一方面，大多数在校学生已经深深陷入由老师、刊物、演讲、海报和音乐发起的政治次培养。这个次培养让同学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阶级意识形态和美帝国主义的观点很熟悉。此外，就像每一个熟悉美国大学的人所应知道的，同学们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很少是因为学院派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真实的标准”的区别。(13)由于它与庸俗之间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基于固有的守恒规律，就像伊卡瑞蒂(Inciardi)一样，激进犯罪学受到主流犯罪学者的攻击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些攻击将激进派的观点扭曲了，而且，将争论讽刺地定位在政治上而非学术。举个例子，激进派理论所总结出的缺乏理由的论断和非从属于经验主义的研究，在很多年之后，广泛地受到人们的接受。除了为这些论断提供证据外，主流的犯罪学者们将激进派的挑战贬低为具有建构性但缺乏科学的能够支持犯罪学事业的教条的利益的范例。由于他们在犯罪学上缺乏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从事的经验上的研究比其他犯罪学者们要少，然而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他们的理论提供充足的经验价值。

　　以上的研究使用了官方数据和统计程序。但是，史温丁格(Schwendinger)最近利用数据和程序进行的工作，其目的是揭示社会心理学和系统性之间的关系。(14)在描述了社会地位的历史发展之后，社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通过生产资本模式的改变而发生了。他们采用马克思(Marxists)发明的“进程固定法”的分析法，用来解释没有被宏观经济理论区别的关系。这些关系集中反映了美国20世纪下半叶的未成年人亚文化。

　　与后现代主义者漠视找到一种可计量的研究技术不同，史温丁格(Schwendinger)的《认识论姿态》一书迫使他们不仅成为理论家，同时也成为方法论者。他们为“微观宏观社会学分离”提供了一个解决方式，这显示了人种观察、小团体实验和非正式团体的统计图表网络方法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计划包括一个“伽利略方法”，因为该计划认同16世纪伽利略在科学组织领域关于研究技术方面的影响。在这段时间，科学理论的快速发展依赖于望远镜的发明和使用斜面的试验。例如，在获得行星运动和重力对加速运动物体的影响方面的知识上。为了对亚文化身份的研究进行提速，史温丁格(Schwendinger)父子俩发明了一种复杂的“社会类型几率方法”，这种方法使用了几百学生和超过300数据组的图表。他们建立了一个数学运算法则，此法则利用了超过20000朋友关系选择法来描绘在这些人之间存在的社会关系，(15)他们征集未成年人的信息来提供他们最好朋友的情况，为了评估他们朋友的不良行为参数。通过这些程序得出的社会参数就像X光和其他设备在发现超前物理学领域模式中的作用相似。

　　为了达到同辈们描述的“通常花言巧语的模式”，也为了驳斥赛克斯(Sykes)和玛特赛(Matza)的“中立技术”理论，史温丁格(Schwendinger)父子在小路上、公园里和校园里进行了一小组试验。为了弄明白跳蚤市场怎样满足未成年人的需要以及怎样为他们提供成堆的处理商品，他们在市场高级管理人员的帮助下，建成了市场位置图表，人类学家对包括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的相同群体的观察结果也可以加入到这些方法之中。事实上，赫尔曼·史温丁格(Herman Schwendinger)作为一个特别观察家进行的四年观察记录一直没有人打破，直到另一位批判犯罪学者马丁·散驰斯·詹科维斯克(Martin Sanches Jarkowski)的出现，他进行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十年研究并且最终导致《都市孤岛》的出版发行。这是一个合适的非决定的记录。尽管该章有些内容是回顾性内容，从批判学者的先锋作用中发起的理论路线与伯克利分校犯罪学短暂但光辉的成就密切相关，这些工作依然在进行中。
 
【作者简介】
李晓明，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颖，苏州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为了达成一致，该组织事实上阻止了医院接受联邦的授予。
②然而，军事撤退并没有放松对抗议者的打击，在Kent州，4名学生被杀，10名学生被炮火炸伤；在杰克逊(Jackson)州，2名学生被杀，12名学生受伤。在乔治亚州、奥古斯塔(Georgia,Augusta)6名黑人学生被杀。警方和国家护卫队击伤20人。在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11名学生被刺刀刺伤。总之，在1970年5月，一百多人被杀死或被警方及护卫队打伤。两千多人在5月份前两周内被逮捕。一份由反战组织作出的证明说出，超过10万前往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的人面对超过2500名的警察和士兵。
③至今仍然深信越南战争是正当的人应该读一读1999年出版的微纳玛拉(McNamara)的回忆录，他将那场战争称作是“一个错误”。在第22页他写道：“战争是由美国开始的，因为他和其他政府领导人相信了从未被证实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而且因为他们已经错误地相信南越领导人是苏联的傀儡。”在第418页他又写道：“他们所真正发现的是‘南越的那场战争，结果变成了南方人之间的战争’。”
④《五角大楼文件》表明：如果不是美国阴谋破坏1954年法国和越南关于日内瓦殖民地和停战的协议(这表明叛乱者已遍布越南)，越南的叛乱者将赢得一次民主选举。
⑤米契尔(Mitchell)在1969到1972年间担任司法部长，后来在水门事件中定罪后，他于1975年被剥夺律师资格。
⑥冲突理论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它是多元论和“兴趣小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的组合。
⑦与其他不同的是，他们要求有能够最终通过假设予以表达的科学主张。
⑧当前的后现代主义的“threads”，参见米娄万诺维克(Milovanvic)(2000)，巴拉克(Barak)，亨利(Henry)和米娄万诺维克(Milovanvic)(1997)。
⑨Henry,S.and Milovanovic，D.(2001a)Postmodernism and constitutive Criminology。Unpublished article。
⑩他们所谓的建立“自然秩序”的理论让St Thomas Aquinas很头痛,Aquinas主张上帝建立“自然法则”(即君主制度的规则)从而为联邦制度辩护。在他看来，抛弃民主法治的国家必然导致无序和毁灭。自然社会法则的概念，参见史温丁格(Schwendinger)和史温丁格(Schwendinge)(1974)。
(11)例如参见华尔德·巴克雷(walter Buckley)(1968：xi v)。
(12)例如参见耐特(Nett)(1968)，Mackay(1968)和爱斯通(Easton)(1968)，大部分这种类型的理论最初都发表于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
(13)学生在一些所提供的必须的读物中能获得个人的评论文章，但在学校里从来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课程。
(14)在社会学中，这些就像“临界的领域”关系一样被时常提到，因为，他们介于宏观社会学层次与微观社会学层次之间。
(15)一些社会图表和目前的作品可以在他们个人网页(//home.earthlink.net/-schwendh/)或者大学网站上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