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11年中国法史学研究概况一瞥

【出处】中国法学网首发
【关键词】2009--2011年；中国法史学；研究概况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中国法律史学是中国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法学研究体系中，法史学研究作为基础性研究，其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地位不言而喻。近年来，与一些部门法领域蓬勃发展的态势相比，法史学研究表面上有点趋冷。然而，我们通过中国知网（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单单中国法制史专业，自2009年1月至2011年10月，在林林总总的期刊、杂志、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博、硕士学位论文，约有2900篇之谱。与往年相比，相关研究成果的绝对数量有增无减。因此，可以说，法史学研究事实上非但没有沉寂，而且是逐步升温、不断发展。近两年的中国法史学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力求客观研究和认识法史问题，逐步摆脱以往法史研究的条框约束，选题更为具体，研究更为细密，体现出一种学术研究的纵深。即如有的学者以“一女二嫁”、“典雇妻女”、“买休卖休”案件为中心，对于明清州县司法审判中“人情”因素的讨论，[1]由于研究对象相对具体，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学界空泛讨论“情理法”的弊端，提供不少新的认识。再如某文对于中国古代直诉制度的反思，且与英国衡平法作了细致比较，[2]揭示出两种法律体制的暗合与根本不同之处，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其二，注重法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立足史料，对法史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谈论，或以发现新史料为契机，提出新的法史专题。这一方面，法学所法史研究室的相关工作一直走在前列。即如《沈家本全集》[3]《历代珍稀司法文献》[4]等大型法史资料的整理出版，长期为海内外学术界瞩目，影响巨大。再如本所图书馆所藏光绪三十二年《刑律草案》的发现，[5]填补了中国近代刑法史上的一段空白，引起不少学者关注。杨一凡教授领军的学术团队更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法史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辑佚考辨，提出很多新的学术观点。

　　其三，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与部门法的交叉性研究讨论更趋普遍。法史学作为法学的一个部分，应该以探讨法律和法学问题为主，必然要与法理学和部门法学相结合。2010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刑法典诞生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同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古今之平：当代刑法视野下的唐律”学术研讨会，皆采取法史学与相关部门法专家学者共同讨论的形式，取得了相当积极的效果。此外，从侵权法、知识产权保护、金融监管立法、住宅保障立法等方面进行法史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显示出法史研究的一种新气象。

　　其四，相关专业领域（尤其历史学）的专家学者逐步涉足法史研究。即如中山大学桑兵教授率领的史学团队，曾经组织若干次法史专题研讨，并发表了数篇具有分量的学术成果。[6]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历史专业开设法制史课程、博硕士研究生选择法史题目作为学位论文者，也日益增多。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无疑给法学领域的法史学研究造成一种竞争性压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强法史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沟通融合，开拓研究视野，取长补短。

　　其五，国外法史研究成果的引进介绍，有助于国内法史学界了解国外相关研究状况，为中国的法史学研究提供一种外部借鉴。这其中，法国学者巩涛（Jerome Bourgon）的两篇文章颇具代表。[7]尤其他对中国古代法律和习惯的讨论，基于中西方法史演进历史，并综合考察日本、美国诸位学者的代表性观点，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颇具学术批判性。此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8]《世界学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9]两书，搜罗海外学者法史学论文多篇，亦有助于我们认清海外法史学的真实水平，恰当地做出评价。

　　其六，辛亥革命成为2011年法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众多专业学术刊物组织专栏，从法史学的角度探究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10]本年的中国法律史学年会更以“辛亥百年与法制变迁”为主题，从“辛亥前期的法制变迁”、“辛亥百年的法制观念”、“辛亥百年的立法司法”、“辛亥百年的宪政历程”四个角度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探讨，收获学术论文多篇。作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辛亥革命有可能稍时即冷，但是辛亥革命在中国法律史上的重要意义却是历久弥新，值得法史学界作更为深入的研究。

　　最后，在近两年的法史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1）在两年之内发表的近2900篇论文中，泛泛而谈、低水平重复者所在多有；（2）由于机械套用现代法学概念，对中国法史上诸多问题进行削足适履性的解读研究，难免会得出似是而非的观点或结论；（3）学术风气浮躁，不求学术质量，但求篇幅数量，视学术批评为畏途，自说自话，缺少良性的学术环境。诸如此类的问题，很不利于法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




【作者简介】
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