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亭”调解的思考

　中国在明朝设有“申明亭”。清朝沿用明朝的做法，也曾设置过“申明亭”，“申明亭”不是一种专门的司法机关，而是一种设在州、县之下具有调解功能的群众性组织

　　中国在明朝设有“申明亭”。它同时具备两种含义。一是指一种开展调解民间纠纷活动的建筑。它可以容纳一些人员开展这一活动，建筑物上还有一些起到警戒的文字，起扬善惩恶的作用。二是指一种调解组织。它的调解范围比较广泛，包括有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申明亭主要设在州、县以下，数量比较多。清朝沿用明朝的做法，也曾设置过“申明亭”，大清律例中的刑律也设有“拆毁申明亭”条，打击拆毁申明亭等的犯罪行为。

　　“申明亭”不是一种专门的司法机关，而是一种设在州、县之下具有调解功能的群众性组织。当地德高望重的耆老、里长等人主持调解。《大明律集解附例》中专门记载说：“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由他们来开展调解工作具有以下优势性。

　　第一，它的调解主持人比较熟悉案件的情况。他们都在基层，与当事人在内的百姓朝夕相处，十分了解百姓与本地的实际情况，也比较容易掌握相关的案情，这都便于调解的开展和纠纷的解决，不会无的放矢。

　　第二，它的调解的主持人还比较熟悉当地的民俗和相关的乡规、民约等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长期在百姓中传播，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已为大家所熟悉和认可。运用这些规范，不仅可以弥补国家立法的不足，还可适合当地调解的需要，容易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

　　第三，它的调解主持人比较有权威。这一主持人是耆老和里正，他们一般都上了年龄，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算是德高望重，其德才也往往为大家所认同，有一种比较公正的形象，主持调解会体现其权威性。在调解过程中，大家对主持人的分析、判断、建议等也会比较容易接受，调解协议比较容易达成，纠纷比较容易解决。

　　第四，它的调解协议比较容易执行。这种协议在调解主持人的参与下达成，双方都出于自愿，也都认可，因此就会被自觉执行。这样，调解的结果就很容易变成现实，纠纷即可迎刃而解。

　　“申明亭”的设立比较适合中国农耕社会的需求。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安土重迁，对土地的依赖性比较强。人们聚集而居，形成村落，大家经常要见面，即抬头不见、低头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比较频繁，关系比较密切。为了能使大家都和谐相处，社会稳定，过上平安的生活，那就特别需要及时解决纠纷，防止矛盾的扩大化和尖锐化。申明亭在其中可以发挥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它地点固定，数量很多。“申明亭”以其所具有的固定建筑物为工作地点，既不是无定处，又不是朝改夕变，避免百姓无所适从。同时，它在州、县以下广泛设置，数量很多，离大家居住的地方不会很远，也为大家所熟悉。这些都方便百姓，减少麻烦，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

　　其次，它适用的不仅仅是法律。“申明亭”的主持人在调解过程中，除了适用法律以外，还可根据调解的需要，使用包括乡规、民约等其它的行为规范，只要能使纠纷得到解决即可。这在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的广大农村尤其如此。在那里，文字语言的普及率不高，人们学习和掌握以此为基础的国家法律的困难比较大，但是，大家对日常生活中形成并经常能接触到的乡规、民约等行为规范则比较熟悉，适用起来也得心应手。“申明亭”都能做到这一点。

　　再次，它不拘泥于法定程序。明朝对诉讼设定了一系理的程序，内容涉及诉状、起诉、证据、庭审、判决和执行等等许多方面。司法官审案不得不使用这些程序，否则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比如，大明律中刑律的“原告人事毕不放回”条规定，司法官在审案中，被告“已招服罪”，原告也别无“待事对理”的，应该释放原告；如果不放，无故稽留3天的，要被“笞二十”，以后每3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但是，在“申明亭”中则不需要那些繁琐的法定程序，只要在主持人的指导下，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就可以了，这大大地方便了百姓。

　　最后，它没有对簿公堂的后遗症。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在司法官面前对簿公堂，双方当事人就会从此产生过结，甚至成为冤家，长期不会和好。“申明亭”则不然。在耆老或里长的引导下，大家在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中解决纠纷，不伤和气。而且，通过这一办法解决纠纷，反而易达到新的团结，形成新的和谐。

　　为了充分发挥“申明亭”在调解中的作用，明朝还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即是严格保护“申明亭”建筑。这一建筑是调解所在地，也是开展调解工作的一个平台。明朝严厉打击破坏这一建筑的行为，以确保“申明亭”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大明律中刑律的“拆毁申明亭”条规定：“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这一量刑与用弓箭杀死人、用车马杀死人等重大犯罪的量刑相同，可见其保护力量之大。

　　“申明亭”对清朝产生过影响。清朝也曾在州、县之下设立过“申明亭”，发挥其调解的作用，促进地方的和谐。在大清律例中，同样严格保护“申明亭”建筑，其量刑与大明律的规定基本相同，只是在以下两个方面作了补充。第一，增加了“亭中”两字，进一步明确了“毁亭中板榜”的行为，在表述上更为具体了。第二，增加了“仍各令修立”的内容，作为刑事附带民事的制裁方式。这一方面加大了制裁力度，刑、民事制裁方式共同使用；另一方面也可恢复“申明亭”的原状，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可见，大清律例中的规定，比大明律中的相应规定更胜一筹了。

　　“申明亭”能为广大百姓所接受，还与中国长期存在的“无讼”思想与“厌讼”的法定措施有关系。明朝仍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主流思想，孔子的论语还有主导作用。他所主张的“无讼”思想还深刻地印烙在百姓的心目中，时时会发生作用，引导大家尽可能地避免诉讼，而走调解的道路。

　　同时，国家还采用一些法定的“厌讼”措施，逼着百姓走调解的道路。早在唐朝，唐律就在斗讼、断狱等律中规定，告人罪没有明注年月、为人作辞牒加状、越诉等行为都是犯罪行为，要受到刑罚的处罚；被告刑讯结束而不招供的，要被释放，接着就要刑讯原告，在一定场合下还可刑讯证人，造成原告、被告、证人都要冒相似的刑讯风险等等。这些规定在大明律也有不同程度地反映。它使百姓对诉讼敬而远之，生怕自己稍有不适便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诉讼的途径难走，“申明亭”也就成了大家都可选择的解决纠纷方式了。（华东政法大学·王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