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来，分税制改革的推进皆因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而举步维艰，尽管其备受瞩目。

　　这一次，“两会”代表们并没有明确而直接地提出分税制改革，但在经历了上一年度地方融资平台的疯狂举债后，社会各方对地方债务问题的关注有可能逆向推动分税制改革。

　　如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所言，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究其根源，既有地方经济发展滞后原因，又有现行体制下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的因素。

　　财税体制下一步怎么改，目前尚无定论。但2010年预计将突破万亿的赤字财政已是板上钉钉。

　　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很小，财政政策逐渐上位。

　　然而，地方政府高负债以及隐性债务的问题也早于2009年若隐若现。

　　疯狂借贷的好日子恐怕不再有了，在“钱袋子”的问题上，中央与地方的“拉锯战”已经打响。财政压力转为税收压力，端倪已现。

　　分税制“单兵突进”

　　分税制改革确实留下了很多令人诟病的话题，但这一结局也许正是其他多项改革滞后、与之不匹配而造成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这十多年国内反复讨论怎么走才是“公平”的路线。邓小平南巡讲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个总体的目标模式后，财税配套改革于1994年隆重推出，将以往几十年的行政分权改为经济分权。

　　事实上，分税制的出现恰恰是体现公平的重要一环：企业不分大小，不论行政级别，依法纳税，公平竞争;而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配关系也得到相对稳定。

　　“谈到分税制度的时候，很多人往往只看到它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认为，“分税制首先使我们可以凭借这样一个以政控财，以财分配的安排，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就是以分税制来革除财税分配的旧体制的症结，不论在过去几十年的集权时期还是分权时期，过去没有真正改变就是按照行政体系分配的根本问题。”

　　因此，分税制的推行在1994年也有其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上世纪80年代至分税制改革前的十余年间，中国经济出现持续性的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幅在10%左右，但国家财力并未同步增长，或者说，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税源的增长速度。

　　公开数据显示，从1979年到1993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79年这一数字为28.4%，但1993年已经下降到12.6%。年均下降超过一个百分点。